《文史我鉴》之我说穆旦：秀木何堪风无情

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妒忌”则就是国人的劣根性。而当“整人”成了一种大气候，这种“不让别人过得比我好”的妒忌劣性，不也就有了恣意横行的环境？按说，当时政策明确规定：1937至1945年间（抗战期间）的国军军人不能以“反动军人”论处，以此而论，把穆旦这个抗日军人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就是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吗？可又怎么说呢？有时整死人的往往就都是“小气候”，是与“大气候”无关的！

而这种因妒生恨，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南开虽是名校，也不例外！

应当说，穆旦是一个具备诗人一切基本特征的诗人。他诚实、率真、激情；向往自由，却不谙世事；追求美好，又过于轻信。但他总在努力地改造自己，并一厢情愿地想融入时代的节拍。且看他为《拜伦抒情诗选》所写下的洋洋万字的翻译前言，其中，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把拜伦与雪莱并提，既大力肯定了拜伦的“人民性”，又指出了拜伦“时代的局限性”，最后还以这么一段话作为结论：“……因为拜伦诗作的这种战斗的、热情的、政论的性质，它直到现在还和百多年前一样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所仇视，为人民所珍视和喜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观点何其正确，但又有谁能理解其中的苦衷？结果还不是防不胜防，仍成为别人的靶子？

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就连在“四人帮”灭亡后，他给一位青年诗友的信上还这样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天发生的大事，令人高兴……当然还是要小心。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很明白：这是他半生的遭遇留下的余悸！但他的这种余悸，能不给人们留下沉痛？能不让人扼腕长叹吗？

青山遮不住，终究东流去。值得庆幸的是，穆旦毕竟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这不啻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欣慰。而他留给我们、并足以让我们敬佩终生的，却不只是他的诗歌和译著，还有他那种因成功而被人算计后仍能继续争取成功的精神！

最后，且让我用来新夏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句吧。

——对于穆旦，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穆旦生前喝的则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熠熠发光地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