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我鉴》之我说穆旦:秀木何堪风无情
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妒忌”则就是国人的劣根性。而当“整人”成了一种大气候,这种“不让别人过得比我好”的妒忌劣性,不也就有了恣意横行的环境?按说,当时政策明确规定:1937至1945年间(抗战期间)的国军军人不能以“反动军人”论处,以此而论,把穆旦这个抗日军人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就是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吗?可又怎么说呢?有时整死人的往往就都是“小气候”,是与“大气候”无关的!
而这种因妒生恨,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南开虽是名校,也不例外!
应当说,穆旦是一个具备诗人一切基本特征的诗人。他诚实、率真、激情;向往自由,却不谙世事;追求美好,又过于轻信。但他总在努力地改造自己,并一厢情愿地想融入时代的节拍。且看他为《拜伦抒情诗选》所写下的洋洋万字的翻译前言,其中,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把拜伦与雪莱并提,既大力肯定了拜伦的“人民性”,又指出了拜伦“时代的局限性”,最后还以这么一段话作为结论:“……因为拜伦诗作的这种战斗的、热情的、政论的性质,它直到现在还和百多年前一样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所仇视,为人民所珍视和喜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观点何其正确,但又有谁能理解其中的苦衷?结果还不是防不胜防,仍成为别人的靶子?
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就连在“四人帮”灭亡后,他给一位青年诗友的信上还这样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天发生的大事,令人高兴……当然还是要小心。任何时候都要小心……”很明白:这是他半生的遭遇留下的余悸!但他的这种余悸,能不给人们留下沉痛?能不让人扼腕长叹吗?
青山遮不住,终究东流去。值得庆幸的是,穆旦毕竟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这不啻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欣慰。而他留给我们、并足以让我们敬佩终生的,却不只是他的诗歌和译著,还有他那种因成功而被人算计后仍能继续争取成功的精神!
最后,且让我用来新夏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句吧。
——对于穆旦,用世间的通用语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穆旦生前喝的则是满满一杯苦涩的酒,穆旦喝尽的苦酒给生者带来了许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尽了苦涩的酒,把一切不该发生的悲剧一古脑儿担走,让许许多多颗星在天边熠熠发光地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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