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我鉴》之我说穆旦：秀木何堪风无情

诗人穆旦

1981年，《九叶集》出版不久，唐湜先生即给我送来了王辛笛先生的题赠本，同时还未卜先知地提醒我说：集子中的那个穆旦，就是搞翻译的查良铮！

我哦了一声。的确，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而言，解放前（甚至“反右”前）的诗，既是很难读到，也是不敢读的，而不敢读的原因，当然是怕“犯错误”。所以，要不是唐先生的这一提醒，我还真不知道穆旦是何许人也！但要说穆旦就是查良铮，或者说查良铮就是穆旦，那《九叶集》中的九位诗人，我最陌生的和最熟悉的也都就是这位穆旦先生了。

我读过不少查良铮的译作，诸如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拜伦的《拜伦抒情诗选》、《唐璜》，《雪莱诗选》，《济慈诗选》，以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平明版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还是萧珊先生的女儿李小林送给我的。

“九叶派”的诗风，总体婉约清丽，相比之下，穆旦却显得有点另类，他的笔触常常涉及时政，像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愤青”。比如他1945年写的《旗》，竟然出现“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这样有着“阶级性”的批判性言辞，以致我甚至猜测这是否是他解放后添加的。而在《葬歌》中，他把自己喻成是一只“飞出长长的阴暗甬道”的鸟，说在“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的时代，他唱的“只有自己的葬歌”，因为他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恳求“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当时已是提倡“创作自由”的年代，因而我觉得穆旦的这些诗，写得极是刻意，就像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所写的一样，无非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迎合”之作。

一次，辛笛先生夫妇来杭州，我向他谈及了我的这一想法。辛笛不无苦涩地一笑，说，我们这群人都是有点“左倾”的，穆旦尤其如此；他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言论，还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共党”呢！所以，穆旦的《葬歌》虽是“合时”之作，其所表达的情绪，却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绝对出于真诚的——当时，我们谁不在努力改造自己？谁不想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时代的一员？也正因如此，所以当《葬歌》遭到批判，说它是在宣扬“没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时，穆旦就The mood is very low（心情很是低落），且从此不再写诗了……

我无语。此类一不当心就犯错误，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当心的境况，我们这一代也深有体会。有位同辈诗人曾有过这样的自我嘲侃，他说：我们所以写不出好诗，那是我们当时的脑袋，一半装着保险丝，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四分之一装着柴米油盐，为了艰苦生活；只剩下的四分之一投入创作，你说谁还能写得出好诗来？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比穆旦们幸运多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倡解放思想，提倡创作自由，我们还正当年轻。而应当感恩的是，穆旦（允许我以此名字行文）专事翻译而放弃写诗，对他或许是一种无奈，对我们却是一大奉献——要不是他，我们又怎能在那些年代就读到那么多的外国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