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我鉴》之我说穆旦：秀木何堪风无情

也是凑巧，就在着手编辑这一期介绍诗人穆旦的《文史我鉴》之时，我读到知名作家钟高渊兄的一则微博，颇有感触。

钟兄说， 20多年以前，王安忆来杭，与我聊天，说到她成名初始的感受，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当有人开始关注你，妒忌你，甚至恶语咒你时，说明你成功了！只要自己正确对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安忆这番感慨，确是由衷之言，颇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她之感慨，毕竟是在改革开放、提倡“创作自由”之后，倘若再上推20年，那恐怕“妒忌”和“恶语”，就会成为灭顶之灾，还有何“成功”可谈？“只要做有心人，还怕找不出问题来？”我曾亲耳听一位专事整人者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但中国就有这么一批人，自己不学无术，整人却十分内行，而“妒忌”往往是他们所以整人的酵母——穆旦就是前车可鉴。

何以此说？因为对于穆旦之所以遭受厄运，许多人都将之归咎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但我却有另类的看法，我以为穆旦的落难，虽确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但最关键的因素，却是他所处的“小气候”恶劣——而这个“小气候”，就是他所在单位的人际环境。

乡贤来新夏先生与穆旦的夫人周与良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文革”期间，来新夏与穆旦是结成“一对黑”的“牛棚”棚友，穆旦所遭的厄运，他都耳闻目睹，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见证人。来先生回忆说，1954年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和几个发言者过从较密，加以这位领导心胸狭隘，不容“异类”，所以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将穆旦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自此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追查……

“准备发言”也是罪名？这不就是当代的莫须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当《葬歌》等诗作在1957年遭到批判，穆旦就也“水到渠成”地因参加“远征军”而在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

但整人者何以对穆旦如此憎恨？我以为，除了“不容异类”， 恐怕更多的还是在于一种不能明言的阴暗心理，那就是“妒忌”！你想，穆旦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翻译出版了普希金、拜伦等人的多部诗集以及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文学原理》还成为当时许多大学文学理论课的教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穆旦先生译著等身，这能不让心胸狭隘的“同行”者妒意噬心？

梦之仪在她的《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提到一个细节：为穆旦出版译著，萧珊出了很多力。杨苡认为，出于保护穆旦，免得他招人嫉恨而引起麻烦，所以劝萧珊不要忙着为他出书，杨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这个想法并不被萧珊认可。当然这是由于萧珊先生宅心仁厚，但谁知却被杨苡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