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诗人、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辞世
1953年,里奇与哈佛的一位经济学者康赖德结婚。但是她很快发现,在1950年代,作为一名已婚女子生活的难以忍受和局限。就创作而言,这一阶段确实是一塌糊涂。她的第二部作品集《切钻石的人》1955年出版。但之后几乎十年里,里奇没有再出一本作品。在最黯淡的阶段,她完全停止了写作。
最早的转折发生在里奇的第三个怀孕期,从那时起,她下决心要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加以控制,决定做绝育手术。也是在这个时期,里奇发现了波伏娃的《第二性》等作品,“这些书讨论了我半信半疑地想过,却没有得到肯定的许多事情。”里奇也重新获得了写作动量。
可是不久,里奇就被生命中的事件以及1960年代酝酿的种种极端思潮所占据,决定性的变动是在1966年,当时里奇一家搬到纽约市,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研究生的诗歌课,并开始关注大量涌入校园的新潮思想,尤其是有关反越战与妇女解放的思想。1970年,她与丈夫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断裂点,丈夫因为二人个性差异和里奇日益增长的名声而抑郁,最终饮弹身亡。
对很多人而言,里奇成为一个同性恋者的消息是一个极大意外,但是对里奇本人而言,这只是她在受挫婚姻中沉睡多年的欲望得到了实现。在许多方面,里奇真正性取向的重现既出于政治选择,又出于私人动机:“一时间,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质疑,有这么多东西伸手可得,”她说,“那时候,‘生活方式’这个词还没开始被使用,有那么一个妇女运动让艺术与政治一起爆炸。那并不是简单的坠入恋爱。当然,恋爱总是很有帮助的。”
里奇的这场私人的、政治的、性的革命很快在她的诗作中显现效果,首先是在她的《变化的意愿》(1971)中,1973年出版的关于越战的作品《潜入沉船》则更强有力、更自信,此书也使里奇获得那一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1997年,里奇因为政治立场问题,拒绝接受美国政府给予艺术家的最高奖项——国家艺术奖章而引起极大轰动。“我不能接受来自克林顿总统和他的白宫授予的奖章”,里奇写道,“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挂钩。”随着年龄的增长,里奇作品里的政治性愈发明显。“9·11”之后,里奇出版了作品集《废墟里的学校》并赢得2004年的美国国家书评人奖。
同为这一届美国国家书评人奖的提名者、爱荷华大学教授D.A. 鲍威尔如此评价里奇:“人们把她的诗歌归为纪实类的作品,但是记录只是她作品的一部分。她总是通过一个不情绪化、不带私人感情的镜头来记录生命的喜悦和重压,以及寻找自我的旅途。”“即使在记录2002年美伊战争所带来的集体恐惧,以及人怎么会消失,人们又是怎样在充满恐惧的国家生存时,”鲍威尔说,“她也不直接讨论战争。她用讨论房子、影子和霉菌一般的口气,谈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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