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德国之镜

2012年02月08日 10:06
来源：西湖杂志 作者：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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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的第二部，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写到了战争年代的结束。小说着墨最多的人物是奥斯卡名义上的父亲。奥斯卡的这个父亲是他又爱又恨、是他嘲讽的对象。他的父亲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懵懂的人，不仅参加了纳粹党，还当上了冲锋队的队长。奥斯卡的生母因为一直爱着自己的表兄，可是却无法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最后吃鱼中毒后不幸去世。之后，奥斯卡的父亲就请17岁的姑娘玛利亚来照顾自家的店铺和小奥斯卡。但是，玛利亚却在不经意间和诡计多端的小奥斯卡发生了性关系，小侏儒还让玛利亚怀了孕。很快，玛利亚嫁给了奥斯卡的非亲生父亲，她生下来一个孩子叫库尔特，这个库尔特名义上是奥斯卡的弟弟，实际上又是他的儿子——小说的最荒诞不经和离奇古怪就在这里全部显现了。这么乱的关系在纳粹统治时期，实在具有着讽刺意味。由于奥斯卡有可以用尖叫来粉碎玻璃制品的特异功能，在战争中，他加入了一个由侏儒组成的剧团，在德军所到之处慰问演出，给纳粹士兵打气并给他们带来欢乐。由侏儒们来安慰战斗的士兵们，其嘲讽含义十分明显。1945年，德军战败，这个战时小剧团立即解散，小奥斯卡回到了老家但泽。苏军很快就占领了但泽，奥斯卡和父亲躲在自家地窖里，被苏军发现。当时奥斯卡将一枚纳粹党的徽章放到了父亲的手中，他父亲一时紧张，把徽章吞了下去，结果因痛苦而浑身扭曲，动作怪异而被紧张的苏军战士射杀。最终，但泽被划归了波兰，奥斯卡则由继母玛利亚带着前往杜塞尔多夫市，小说的第二部分结束了。

在《铁皮鼓》的第三部分，主要的笔墨在于描绘二战之后西德的社会状况。在杜塞尔多夫定居下来之后，奥斯卡大胆向继母玛利亚求婚，结果自然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决定继续发育成长，但是在长到130厘米的时候停止了生长，而且，他长成了一个鸡胸驼背的古怪样子。战后，奥斯卡为了谋生，当了石匠，还去艺术学院当模特，艰难地求生存，他还组织了爵士乐队——这些情节描写，显然动用了君特格拉斯自己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经历。1951年，奥斯卡又遇到了过去侏儒剧团的团长，团长让他继续参加剧团，于是，奥斯卡重新拿起了铁皮鼓，参加了侏儒剧团，在德国到处巡回演出，还灌制了唱片，赚了不少钱。随着战后德国社会的逐渐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日益繁荣，但是奥斯卡却觉得越来越空虚，他尤其看透了成人世界的荒唐和自私，罪恶和虚伪，再次决定要离开成人的世界。他狡猾地制造了一次谋杀的假像——他被控告谋杀了一名女护士，结果，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般的疗养院。但是，凶手最终被抓获了，此时已经30岁的奥斯卡获得了释放，他不得不重返成人世界，从他视为避难所的医院里出来。他感到了茫然和恐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将走向何方，小说以一首关于黑厨娘的歌谣而结束了全篇。

《铁皮鼓》将奇特的想象力和对德国历史犀利的批判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狂欢的、幽默的、讽刺的和充满了悲悯心的叙述语调，带给读者以强烈的阅读快感。而且，君特格拉斯给我们塑造出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侏儒奥斯卡。古怪精灵的奥斯卡是一个德国怪胎，他以自己的特殊伎俩在乱世中谋求生存，以旁观者的独特视角观察和审视他所经历的非人岁月，以家族的历史和自己的浪游来呈现德国普通人的遭遇，使小说本身具有了现代主义史诗的气魄。可以说，《铁皮鼓》以荒诞的、幽默的、讽刺和滑稽的情节，讲述了德国50年的历史。这部小说后来还被著名导演施隆道尔夫拍成了电影，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铁皮鼓》以侏儒的眼光来打量这个所谓的正常人的世界，获得了奇特的效果。在描述20世纪小说史的时候，《铁皮鼓》是绝对无法被忽略的，它肯定是最出色的小说之一。

动物的寓言和象征

君特格拉斯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的题目都和动物有关，说明了他喜欢以动物作为象征，来表现小说的寓言化风格。和《铁皮鼓》的叙述方法类似，小说《猫与鼠》（1961）的故事也放在了纳粹兴衰时期。小说分为13个章节，以中学生马尔克为主角：他的喉结在发育期间上下灵活活动的样子，很像是里面有一只老鼠，因此，他遭到了同学们的耻笑，以此来象征马尔克如同被社会环境所追逐的老鼠，而他周围的恶劣环境和纳粹时期，象征追逐他的猫。马尔克想做出很多不平凡的事情，企图改变自己被同学嘲笑的局面，结果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小说在一种轻快的气氛和语调中，表述了历史的沉重加到少年身上的悲哀，使小说在一种幽默滑稽的叙述中推向了悲剧性的高潮。这部小说篇幅不大，类似一个单线条的小叙事文本，和君特格拉斯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是他的一部间歇休息时的作品。

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则恢复了宏大的场面和细腻的叙事风格。这部小说的篇幅合中文50多万字，书名同时也可以翻译成《非人的岁月》，但是我觉得叫“狗年月”显然更好。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以两个孩子和三条狗的命运来侧写德国纳粹上台和覆灭的历史，将人和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个人命运的荒诞离奇，衬托出大历史的荒诞无情。小说的环境仍旧是作者的故乡但泽，不过，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时间和地理背景和《铁皮鼓》一样，也延伸到了战后的西德境内。在战后，西德经济发展很快，而在经济奇迹面前，德国人很快就忘记了刚刚过去的二战造成的浩劫和对全欧洲文明的伤害，开始沉溺在享乐和物质主义中。君特格拉斯通过这部以狗的命运和人的命运对比写照的小说，来呈现德国特殊时期的“狗年月”的面貌。看来，“但泽三部曲”的着眼点，都在清算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给世界人民和德国自身带来的伤害，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点，又都在但泽这个在历史上纠纷不断、流血不断、归属关系复杂的城市，因此带有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小说的语言如滔滔江河，文笔犀利辛辣、挥洒自如，但是在轻松的叙述当中，又回响着历史的沉重步履声：正是历史的巨兽吞噬了小说中美好的人性，使人和动物的界限模糊，使得人的世界成了动物的世界。君特格拉斯在这一点上，丝毫不给德意志民族留情面，不替自己的国家涂脂抹粉，而是直面那些非人岁月对人的戕害、对文明的毁灭、对历史造成的巨大创伤。

君特格拉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和以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为社会民主党竞选总理而摇旗呐喊，以至于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治活动上。这些政治生活也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写作。1969年，他出版了探讨现代传媒业对社会的影响的长篇小说《局部麻醉》，小说中，他描绘了1968年风行欧洲的左翼学生运动，他还预见了20世纪的后半叶将是被媒体所影响和控制的世纪。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广播、杂志和网络媒体，都在日益地在宣扬娱乐化，而使大众不知不觉地被整体麻醉。所以，这部小说仍旧值得关注。1972年，君特格拉斯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讲述他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竞选总理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和艰难历程，而社会民主党最终竞选成功，成为执政党，也有君特格拉斯的一份功劳。在社会民主党当政期间，总理勃兰特是他的好朋友。关于勃兰特总理，我看过一张照片，印象十分深刻：他为德国在二战期间残酷屠杀犹太人和给欧洲其他国家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在一座犹太人墓碑前深深地下跪。这也成了德国在“二战”后进行历史反思和忏悔的象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