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VS科恩：“永远年轻”VS“老灵魂”
苏西在书中热烈肯定了格林威治村中的艺术家群体，并客观地指出，这一群体对“村中人”迪伦的成就同样有重要影响。作为60年代纽约民谣圈和艺术圈的一分子，苏西与迪伦同诸多传奇民谣、艺术人物有过交集，还有在那里居住或短暂停留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们，他们共同定义了格林威治村，群体的力量助力了时代发展。
正如披头士所说“做一个嬉皮，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当昔日街头嬉皮大多变成了今日平和的中产雅痞。他们要感谢自己的青春时代的愤怒和勇气。包括迪伦在内。
对话
我更喜欢六十年代的迪伦
●科尔沁夫（蒙古族，知名作词人、乐评人）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出现鲍勃·迪伦这样的歌手是时代的必然吗？为什么说格林威治村时期是迪伦音乐生命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科尔沁夫：60年代出现大量具有突破性题材的音乐和具有现实批判性的歌手是时代的必然，但具体到出现鲍勃·迪伦这样的复杂个体，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聚集了大量崇尚波希米亚社群生活方式的艺术青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触觉、哲学思潮，都对迪伦早期的音乐风格、歌词走向甚至做艺人的方式，起到了重要影响。
新京报：有人说，迪伦对纯民谣的背叛使得他成为摇滚界的偶像，怎么理解？
科尔沁夫：迪伦对于摇滚乐最大的贡献，在于展现和带领了一种灵活的音乐方式，他一反50年代民歌界反对电声和流行乐手法，不但让吉他装上扩音器，把摇滚乐的题材社会化，现实化，也把明星的虚饰、包装等种种促销方式变成自己的成功利器。
新京报：1978年开始，鲍勃·迪伦开始脱去民权斗士的外衣，转向宗教题材创作，这个转型对于他来说是成功的吗？
科尔沁夫：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个人觉得转向宗教题材，是很多艺术家追寻内心安宁的最终归宿，我还是更欣赏60年代的迪伦。
新京报：同时代的民谣歌手和诗人莱纳尔德·科恩，几乎不关心社会命题，也不摇滚，但和迪伦拥有一样长的艺术生命，在愤怒和叛逆成风的60年代，他个人的浅吟低唱，对时代的艺术奉献和价值体现在哪里？
科尔沁夫：伟大音乐家的方式不止一种，如迪伦般以诗化语言写政治抗议歌曲可以，如科恩般以诗化语言关注自我内心和情感世界，同样可以。只要内涵深刻言之有物，只要音乐足够丰富足够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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