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当代诗歌草根性堪比初唐

2011年07月05日 10:25
来源：晶报 作者：彭子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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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写作出版有《草根集》、《诗歌读本：32首诗》、《在自然的庙堂里》等8部著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瑞典文、韩文等多国语言。

歌自古是中国文化基础

晶报：您讲座的名称是“文化复兴与当代诗歌”，在您看来，文化复兴与当代诗歌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诗坛的繁荣是否就意味着文化复兴的开始？

李少君：是的，你的说法也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文化建立在诗的基础上。孔夫子有句话叫“不学诗，无以言”，以我的理解，“言”指的是文化文明，“言”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传统诗学强调“超越”、“和谐”，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儒家文明重实用讲世俗，那么如何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林语堂曾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诗歌取代了宗教的作用。在我们的几大经书当中，《诗经》永远是排在第一，中国人对人生道理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从诗歌开始的。像《三字经》、以及我们从小琅琅上口的“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诗句。再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句诗为例，这句诗其实应该反过来读，月都有“阴晴圆缺”，人的那点“悲欢离合”算什么，再说，就像月的“阴晴圆缺”一样，“悲欢离合”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那是自然的规律与循环。

诗歌教导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等等，使人们生出种种高远的情怀，得以寻找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人都读诗。诗歌学习是人生成长的必经之路，更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现在强调文化复兴，就要从这个基础做起。

晶报：您刚才提到“诗教”，把诗歌上升到宗教高度，对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李少君：对“诗教”的理解，可以分为几种概念。第一个是宗教的作用，第二个以《三字经》为例，起到教育教化的作用。第三则是一种教养，孔子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可与言诗矣”，也就是能和这个人谈论《诗经》，在中国，懂诗代表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就如在西方就是说这个人是个绅士。说到“诗教”的作用，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不妨多读诗，起码能缓解一部分精神危机。我常建议朋友在办公室放一本《唐诗三百首》，工作忙碌繁琐，看看古代的诗歌，人可以安静下来。此外，诗歌是具有想象力的。中国制造如何转变成中国创造？其中就涉及到文化，以及想象力的问题。诗歌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我相信诗歌带来的文化复兴会为经济发展插上翅膀。

大师还没冒出来

晶报：您曾经提到中国的诗歌发展历程，一开始是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到后来慢慢在城镇当中流行起来，直到现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出现诗歌“草根化”。您是“草根诗歌”的提倡者，您如何看待这种自下而上的诗歌创作？

李少君：追溯到中国古代，那时的写作、阅读成本很高，竹简、甲骨文都很贵，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东汉发明了造纸术以后，教育成本降低了，受教育的人多了，创作的人也多了起来，所以唐代的诗歌特别多。有一个数据表明，唐代的诗歌总量是之前一千年诗歌总量的十倍。这就有点像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诗歌数量特别多，诗歌要量多才会质好。唐代诗人辈出，读诗的人也多了，形成了良性循环，全民读诗，所以才会产生李白、孟浩然。其实李白和孟浩然就是草根诗人，因为唐代诗歌就是平民诗。平民真正受到关注也是从唐代开始的，通过科考制度，平民可以进入上层领域，社会流动性很大，大家得到鼓励。这么一个文学时代，解放了文化的创造力，和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相似，我们这个时代作品鱼龙混杂，但好作品还是会脱颖而出，就跟唐代一样。大家现在都有个共识，认为诗歌创作现状有点像初唐。初唐就是一个草根性的时代，从初唐到盛唐之间有120年，我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就是30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已经具备产生好作品的条件了，读诗写诗的人逐年增多，但是大师还没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