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没有盛世 80年代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栗宪庭在栗家小院

核心提示：栗宪庭回忆，1995年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转移到宋庄，宋庄书记被要求把他们赶出北京，但是出租房子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所以艺术家被保护了，后来文化创意产业慢慢变成地产生意。他感慨“如果能换成艺术本身商业化才是出路”。他不赞成极端的方式，无论是极端的艺术还是用极端对待艺术，觉得“艺术也不要祈求去解决艺术之外的问题”，劝艺术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手艺人，先生活下来才能专心创作”。

对话人：吕美静

宋庄书记曾被要求把艺术家赶出北京

凤凰网文化：最早是如何开始涉足独立电影的呢？

栗宪庭：其实做独立电影的最早很多是艺术家出身，我最早认识的的像赵亮，胡杰，王兵。我2000年做过一个杂志叫《新潮》，798还没有被开发之前，在那做的最早的一个机构，那时候就把吴文光、张亚旋都请过来，因为那个杂志有几个分支，独立电影、艺术还有摇滚，做了一期封面是左小祖咒，还有树村的那批人。那个杂志办了一年就被停掉了。

那个时候独立电影作品不多，张亚旋和朱日坤在电影学院组织放映，那是2001年，后来赵亮把朱日坤带过来，我在宋庄弄了块地给朱日坤和王我还有徐辛做独立电影，当时那块地太荒凉了。

凤凰网文化：又是怎么开始做独立影展的呢？

栗宪庭：2006年，当时我做美术馆的时候，把独立电影作为一个分支机构作为开幕展，有一部胡杰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我心里有点打鼓，找当时的两个书记去看（有个书记现在说没看过，我能明白什么意思）。那天朱日坤放映，一个镇的书记陪我在美术馆喝茶，我说你把所有的警察都摆在外边，那时候他是为了整个村庄园区的建设，那两个官员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过了几年就不行了，那一年最热闹，那几届很有意思。

凤凰网文化：那是从什么时候压力开始变大？

栗宪庭：2008年，又开始清理艺术家。那时候是在小范围里边有些艺术家有些展览被封掉，有些行为艺术家比较过分的开了处分。促进会就以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去查封展览。

凤凰网文化：您怎么会接受在促进会里的职位？

栗宪庭：没有，不是我接受，当时是一个民间组织，成立的时候这个书记就说都参加，他们让我当会长，没有兴趣当会长，但是我提出个原则，当时提了三条，一个是民间性，坚持民间性，第二坚持非盈利性，第三个坚持服务性，他们都同意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差点被关掉。我一直想谋求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出来，得替一些艺术家比如说维权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包括打官司。

一开始1995年的时候，有一大批圆明园被遣散的艺术家就转移到宋庄，警察就过来了，然后9个部门的领导找村委书记，说你无论如何用什么办法都好把那些艺术家赶出北京。但宋庄的这个书记他有他的利益，艺术家居住可以使这些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房子可以出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确实保护了，慢慢发展到现在。但是后来又慢慢变成一个地产，开始是大家都不敢下水，包括我盖房子的时候，就是村里边签的合同，我们按个手印，然后我说咱们一起下水，逼迫政府，像当代艺术一样，大家团聚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在变化，你促使他变，一定使大家一起来做。

但是美术馆盖的时候被北京市两次命令要拆除，这个书记还是挺厉害的，不听，后来我第一次接待北京市副市长来听我讲园区的发展以及艺术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说要疏导这个社会问题，必须建立园区，建一个艺术的创作生态，包括展览、艺术商业化等等这样的一个链条，这个社会才流动起来，年轻的艺术家才可以进来。每年大量的艺术院校毕业生都流入到社会，聚集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这样的话必须有一个生态，我完全是从社会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当时领导接受我的意见。2006年给的第一批创意园区的指标，然后慢慢变得有名以后，很多商人和一些地方的官员开始插手，后来就控制不了了，变成一个地产。之前所有的房子我签字才能盖，现在没有这回事了，再也不让我参与他们的一些会，然后每块地从十万块钱涨到现在的一百五六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