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门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凯结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准备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现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们清晰地勾勒了一个思想变迁史。最早的一批压根就不出门；随后的一批出了门又回来了，他们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汉子，觉得还是应该回乡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男孩彻底没有了父辈的思想束缚，他们喜欢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办在了外地。

29岁的夏明凯属于中间那一批，他到外边的世界探了探头，却依然把山村视为归宿。

夏明凯在深圳一家鞋厂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乡。“那里是沿海，经济发达。”但2004年底，他还是回来了。“我现在很后悔。”

可以确认的是，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父亲觉得还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经比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乡找个老婆。

他觉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他很反感：“她们都没有来过贵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小他3岁。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学习技术。一来二往，两人谈成对象。有时女孩会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刻意回避了。他想过带女孩回家拜见父母，最后也放弃了，“我怕。”他说原因很复杂，在内心，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这段不坦诚的打工情缘注定无法稳定发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带夏明凯回江西过年，一名江西朋友却告诉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这是那边的风俗，他等于是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他临阵脱逃没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凯回到了牌坊村。带着赚到的几万元，这本来足够他筹办一场婚礼。后来这笔钱投入了养殖业，到现在已养了二十多头猪。

8月3日，他趁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机会，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个对象。“广州、深圳那边女孩挺多的，我上门（当女婿）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里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劳”

“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

约两个月前，村委会主任杨学品接到电话通知，县计生局要来检查计生工作。一见面，他们的问题把杨学品逗乐了：“村里有多少光棍？”“有没有治安问题？”

这是杨学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早在2004年，两名英美学者合著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该书把中国、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光棍跟安全问题挂钩。这导致了当时一场辩论。

有一件事让杨学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凌晨2点多，一群村民闹哄哄地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定睛一看，院子里一前一后蹲着一对男女，双手捆绑，串在一起。

男的是43岁的光棍，家有6弟兄，只有他未婚。被绑的妇女住在他隔壁。几天前，妇女的丈夫隐隐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着证据。后来他撒谎说要外出打工，纠集了一帮亲戚，在半夜潜回家中。当家门被踢开后，光棍被当场抓住。

杨学品的工作是调查有否强奸。“双方是自愿的，互相看得起。”他说。他对光棍只是说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后去到乡政府，处理结果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在村里采访，听到各类事关男女的传言，比如某家四个兄弟共一个老婆，某人在广州打工和有夫之妇纠缠闹出人命之类。仔细去问，均是语焉不详查无实据。

每个季度，牌坊村的村委会将全村人集中起来学习婚姻法、刑法等法规条文。“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杨学品盖棺定论。

不过县计生局下来检查时，杨学品还是说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们下来检查，请你们帮个忙，有对象的话介绍一下。”

村委会主任助理夏明凯希望能登个征婚广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这里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劳，做事踏实，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这里有铁矿、煤矿、两个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资，“通过招商联姻，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