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性”变迁史：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

二、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禁区变闹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

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文革以来）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笔者从5个方面来总结：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 性行为和性关系迅速变化

这里首先还是截取最为个人层次的性实践和性关系两个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和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进行的成年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所得数据为基础举例，从2000年到2006年这6年之间，“性的变化”也有了新的趋势。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以多性伴为例，在中国20-61岁的总人口中，多性伴的情况从2000年的16.8％；增加到2006年的25.3％；年平均增长率＝7.0％；在婚姻（同居）持续期间有另外的性伴侣从200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的15％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人，但是女性的性、低社会阶层的性变化程度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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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公开化：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

1、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

此外，隆胸手术、提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此外，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2．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

这种情况已经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3．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4．性的词汇日益增加

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5．“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

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性的消费化：满大街性健康的药品广告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地获得爱情，而现在你要获得爱情，就不可能不花一分钱。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

性的消费化，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发展得非常迅猛，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找派”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不会如此发达的。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结果，在商业力量的“阴谋”之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青年在村口大树下，跟着最初的便携式录音机（俗称：半头砖）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纪，都市青年要花几百元钱去体育馆里手舞足蹈地给歌星捧场，可是1990年代还可以看到的自发的“街舞”却消失了，变成了“的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性的符号化：传媒“性化”使得性被放大和被扭曲

中国的传媒是一个怪胎，一切西方的“传媒学”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优的社会功能――舆论监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却得到畸形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少了，另外一个就不得不多起来了。传媒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站上去看看，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于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但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已经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已经放弃了“执法必严”，而是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这是21世纪中国“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恩典”与“赏赐”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应该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获作者授权，本文摘自《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版。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主要是在连续的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性化、亲密消费、性生活的内在矛盾等。他提出“全性”（sexuality）的研究范畴，主张在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中，在情境、互动与变化中，研究其现象及意义。他还主张：“全性”与“社会性别”（gender）是相互建构的、不可分割的。在方法论方面，他基于解释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创立了“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以及“社区考察法”、“求异法”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并将它们运用于自己的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田野研究之中。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性社会学、女性身体、性工作，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等。著有《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性社会学》（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合著），以及数十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