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从经济学家到“新启蒙者”

国运与个人命运：动荡岁月，死里逃生

1937年8月13日，被誉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中央政府迁移到重庆。在大后方的陪都，他经历了物质的贫瘠，以及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反复轰炸。

周有光常常跟来访的人谈起他死里逃生的一件事。一颗从天而降的航空炸弹落在他身边，气浪将他掀到一条沟里。待他起身之后，发现自己毫发无损，而周围的人全部遇难。

在生命时时遭到危险的岁月里，他和众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同侪一样，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虽然生活日益艰难、战局日益险恶，但他们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对光明的漫长等待中，他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且得不到合理的医疗而去世；儿子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

抗战胜利后，国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如何办银行。他将工作的业余时间用来读书，他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之好。美国生活不仅让他学到许多专业知识，也体会到了社会管理的很多细节。

内战即将结束，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但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还不如中国民国时期。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周有光至今经常会说，我跟周恩来及其秘书许涤新很熟。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是受到苏联的倾力支持，原则方案是在海参崴开会通过。有了这段经历，政府很容易想到这位有经验者。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同时期在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别人一直说周有光命大，福星高照。

就这样，他进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一个业余研究语言者，变成了大陆的“汉语拼音之父”。他的上级领导是胡愈之，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个人花了3年完成。

“文革”来了，周有光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一到这荒凉之地，大家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通过迅猛出版的有关苏联书籍，才明白了国家很多行为的根源何在。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在开放的时代：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

妻子出身于合肥世家，张家四姐妹是当时的佳话，分别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这四对让人羡慕的夫妇，是演绎文人轶事的丰富宝库。

1978年，傅汉思带了些教授组成访问团前来中国，团长是余英时。在中美蜜月期间，又时值外宾的到访，周有光的环境顺势被改善了很多。1984年，周有光终于有机会走出封闭已久的国门。他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分文不带就上了飞机，凭借海外关系顺利办事。他在回忆时很幽默，一句话带过之后的众多出国经历，“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解冻年代里，周有光身上的美式教育背景，为他创造了太多的便利和机会。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散布在世界各地，且多是行业内的翘楚，他们每两年开一次校友会，在新加坡租豪华游轮。当周有光因为年迈而行动不便时，同学们还会把录像带送给他。

经历了波折的生活，见证了时代的多次剧变，周有光在晚年开始思考专业外的政治、历史、文化问题。尤其是1988年12月，他离休了，同年里得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可以方便写作。当有了大把闲暇可以挥霍在读书写字上，周有光发表了大量的杂文。

2008年，李怀宇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把这位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百岁老人带到了普通读者面前。从此，多家出版社来找他出书，出一本火一本。老人的年岁是个奇迹，能在如此高年龄的时候还关注新闻、反思现实政治、倡导民主道路，闻听者很难不会拍案叫绝。他说自己老来读书最关注三个国家：俄罗斯、美国、中国。他将离休后的读书方向主要朝向世界史和文化。

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在周有光93岁时去世了。他俩曾经习惯于上午喝红茶、下午喝咖啡，并且学古人举案齐眉。这也是一段被人传诵的佳话。

今日，周有光会用锅盖收看电视，长期阅读《参考消息》和《炎黄春秋》，友人们会把值得一看的报刊文章、书籍捎给他。翻阅他堆积在案头的报刊，发现都用红笔密密麻麻画线标注了。从1984年到现在，他在后拐棒胡同的家里产出迄今被人熟知的作品、观点。直到今天，这位108岁的老人还在不断地思考许多宏观问题，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