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周有光把脉中国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不喜欢官场那一套要做官早做了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老伴儿93岁去世曲终人不散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