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奉告》精选：每个人都是边缘人

商业片的制作方式是垃圾

用好和坏来评价电影是不对的，选片其实就是趣味，看是不是跟他趣味相投，没有好与坏之分。电影节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中国人把电影节虚荣化了，电影节本身的内容很丰富，没有那么虚荣。在电影节可以看到全世界新的作品、老的作品，还有在商业影院里看不到的作品。西方的观众很珍惜影展是因为能看到那些不是好莱坞式发行的影片。

比如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是重头戏，红地毯、宫廷盛宴式的奢靡排场，这是欧洲陋习带来的结果，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还觉得这是权威；全景单元是次宫廷、郡主的那种，也是开闭幕式在宫廷举行，超级豪华超级费钱；但是新世代单元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感觉，只有一个咸面包圈挂在那儿，你去拿一个吃，素朴无华。它其实有一整套搭配，但是中国人太不了解电影节了，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电影节嘛。

再比如洛迦诺影展，2011年朱日坤有去做评委。这个电影节是世界上所谓最古老的电影节，它的单元分得很细，光纪录片就分两个单元，每一年还会增加新的单元，不会像所谓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就固定在几个权威性单元里。洛迦诺影展没有最重要的展厅，还有一个大的广场做露天放映，住在旁边的居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影；颁奖也在不同场所；它也不太跟亚洲玩“东西方游戏”，出东方牌或以拒绝东方作为姿态，洛迦诺比较随性，无论东西方电影，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西方观众去得最多的影展是鹿特丹影展，因为欧洲的观众觉得在那里可以看到好的电影、他们预期的电影。鹿特丹影展和柏林影展分别在一月、二月举办，它们之间会有竞争，大家都说现在的柏林影展已经被冲垮了。

我从《英雄》开始不看商业片，这源于商业片的制作。商业片就是拿出一笔钱，把一群人混乱组织起来，虐待那些底层。所有大场面里面吃不饱的、拿钱最少的，就是那些大场面里面的群众，最后只成就了几个所谓的明星，成就了票房。那种制作电影的方式是垃圾。

所以我的影像制作一定是跟自己的邻人有关。我自己的邻人里男性多，男性在我的影像里被看，用男性作为呈现体。其实独立影像最好的部分、最珍贵的解读就在这儿：你的邻人什么样，你的影像也就什么样。很多做独立影像的人常常做得特拧巴，倾家荡产地去拍一个片子，拍的东西、用的材料都特别遥远、特体制化：一个摄制组成立了，我导演你演员，攒一笔钱，全世界乱找人，找来一千个群众演员、一万匹马，盒饭不能太贵，五块钱控制住，三十天拍完。那样的电影没有养分。但是独立电影人自己不满足于现状，纷纷要成为主流，这就是因为中国电影所谓的体制是审查制，一旦分级制出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就是另一个概念，它是拒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拒绝商业化、拒绝放映、拒绝收入。

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反映社会最底层的影片，比如《夜景》是讲男妓的。我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是因为我认同打工子弟。其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也认同中国的官员群体，中国的官员群体也同样软弱无力。我以前做过一个演讲，说“在中国，人人都是边缘人”。大家都担心被主流抛弃，包括官员，所以有些人就趁官位在的时候马上巧取豪夺。因为这个社会十分十分残酷，不管你是谁，没用了，就滚吧。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不在边缘，核心是被虚构出来的一个权力中心，谁也抓不到它，每个人都接近那个核，但那个核是虚构的。

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边有一个段落，讲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碰到了他的门徒多莫，他问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字，我也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上帝，我怎么走进你？”耶稣说：“走进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思想'。”多莫马上欢欣鼓舞，他说：“我知道了，我是通过'信'来达到你的。”就是很简单的“信”，没有什么。

我自己是通过思想来建立“信”。更彻底地讲“信”是后现代的，尽管在文本的意义上它发生在古典时代，我也认为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本质主义者”。什么叫反本质主义？它不是通过一个真理性探究来判断的，而就是很简单的、自然而然的，耶稣自己意识到自己上帝的身份时就信了。或者说他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一个审判者、救世者，他可以在现代主义时代复活为现代主义者，又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复活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华人世界一直有家长式的忧患意识包袱

《丑角登场》我拍了个故事：一个男孩儿为了他的男朋友小博去变性，变性手术需要筹款、需要手术、需要康复。几年过去了，等他再出现在小博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女人了。焕然一新的女人特高兴，“我的头发长不长，我的胸罩多少多少厘米，我的腰怎么怎么样……”。但是小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小博看到的是眼前这个人，他没有爱眼前这个人，所以他过去的那些诺言不重要。

我实际生活里面就遇到过这种，他会告诉你，要有条件，比如说你的身体要符合可以结婚的标准，他才会爱，其实那个“爱”是“结婚跟生孩子”。那样的人和他的故事是感人而悲剧性的。我恰好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学龄前就已经把婚姻体系都看透了。我也希望我最亲近的人像我一样。但是这也是一种强加，所以我就不强求了。

忧患意识是中国人一直在讲的长远眼光，都是家长式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给设计好了，中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包袱，忧虑将来怎么样。但是真的有可能将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们应该承认生命本身就是赤裸裸一无所有，最后像一个气泡碎掉了，从物理上来讲，就是破灭了。我认为最长远的眼光就是承认每个人的气泡破灭，在气泡破灭之前，好好地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自己，而不是剥夺其他气泡的权利。这就讲到了社会。

我每次去美国都会看到那些一望无际的、不知边界在哪里的私人庄园或者宅子，这让我很恐惧，他不需要那么大。公有制当然也有公有制的问题，但是人类不能因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放弃掉对私有制的质疑，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追求还是一种勇气。我前两年去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有一个区是无政府主义区，那里可以自由交易海洛因，没有任何人是领袖、首领，你真的看到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有些社会觉得集权没有办法击破，在有些社会觉得金钱没有办法击破，真的是同样的恐惧。这个世界要不要这么早定型，我是挺质疑的，我认为关于人类的形态还是需要寻找一个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