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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奉告》精选:每个人都是边缘人

2013年07月24日 17:54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崔子恩

商业片的制作方式是垃圾

用好和坏来评价电影是不对的,选片其实就是趣味,看是不是跟他趣味相投,没有好与坏之分。电影节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中国人把电影节虚荣化了,电影节本身的内容很丰富,没有那么虚荣。在电影节可以看到全世界新的作品、老的作品,还有在商业影院里看不到的作品。西方的观众很珍惜影展是因为能看到那些不是好莱坞式发行的影片。

比如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是重头戏,红地毯、宫廷盛宴式的奢靡排场,这是欧洲陋习带来的结果,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还觉得这是权威;全景单元是次宫廷、郡主的那种,也是开闭幕式在宫廷举行,超级豪华超级费钱;但是新世代单元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感觉,只有一个咸面包圈挂在那儿,你去拿一个吃,素朴无华。它其实有一整套搭配,但是中国人太不了解电影节了,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电影节嘛。

再比如洛迦诺影展,2011年朱日坤有去做评委。这个电影节是世界上所谓最古老的电影节,它的单元分得很细,光纪录片就分两个单元,每一年还会增加新的单元,不会像所谓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就固定在几个权威性单元里。洛迦诺影展没有最重要的展厅,还有一个大的广场做露天放映,住在旁边的居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影;颁奖也在不同场所;它也不太跟亚洲玩“东西方游戏”,出东方牌或以拒绝东方作为姿态,洛迦诺比较随性,无论东西方电影,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西方观众去得最多的影展是鹿特丹影展,因为欧洲的观众觉得在那里可以看到好的电影、他们预期的电影。鹿特丹影展和柏林影展分别在一月、二月举办,它们之间会有竞争,大家都说现在的柏林影展已经被冲垮了。

我从《英雄》开始不看商业片,这源于商业片的制作。商业片就是拿出一笔钱,把一群人混乱组织起来,虐待那些底层。所有大场面里面吃不饱的、拿钱最少的,就是那些大场面里面的群众,最后只成就了几个所谓的明星,成就了票房。那种制作电影的方式是垃圾。

所以我的影像制作一定是跟自己的邻人有关。我自己的邻人里男性多,男性在我的影像里被看,用男性作为呈现体。其实独立影像最好的部分、最珍贵的解读就在这儿:你的邻人什么样,你的影像也就什么样。很多做独立影像的人常常做得特拧巴,倾家荡产地去拍一个片子,拍的东西、用的材料都特别遥远、特体制化:一个摄制组成立了,我导演你演员,攒一笔钱,全世界乱找人,找来一千个群众演员、一万匹马,盒饭不能太贵,五块钱控制住,三十天拍完。那样的电影没有养分。但是独立电影人自己不满足于现状,纷纷要成为主流,这就是因为中国电影所谓的体制是审查制,一旦分级制出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就是另一个概念,它是拒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拒绝商业化、拒绝放映、拒绝收入。

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反映社会最底层的影片,比如《夜景》是讲男妓的。我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是因为我认同打工子弟。其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也认同中国的官员群体,中国的官员群体也同样软弱无力。我以前做过一个演讲,说“在中国,人人都是边缘人”。大家都担心被主流抛弃,包括官员,所以有些人就趁官位在的时候马上巧取豪夺。因为这个社会十分十分残酷,不管你是谁,没用了,就滚吧。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不在边缘,核心是被虚构出来的一个权力中心,谁也抓不到它,每个人都接近那个核,但那个核是虚构的。

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边有一个段落,讲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碰到了他的门徒多莫,他问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字,我也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上帝,我怎么走进你?”耶稣说:“走进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思想'。”多莫马上欢欣鼓舞,他说:“我知道了,我是通过'信'来达到你的。”就是很简单的“信”,没有什么。

我自己是通过思想来建立“信”。更彻底地讲“信”是后现代的,尽管在文本的意义上它发生在古典时代,我也认为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本质主义者”。什么叫反本质主义?它不是通过一个真理性探究来判断的,而就是很简单的、自然而然的,耶稣自己意识到自己上帝的身份时就信了。或者说他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一个审判者、救世者,他可以在现代主义时代复活为现代主义者,又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复活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华人世界一直有家长式的忧患意识包袱

《丑角登场》我拍了个故事:一个男孩儿为了他的男朋友小博去变性,变性手术需要筹款、需要手术、需要康复。几年过去了,等他再出现在小博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女人了。焕然一新的女人特高兴,“我的头发长不长,我的胸罩多少多少厘米,我的腰怎么怎么样……”。但是小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小博看到的是眼前这个人,他没有爱眼前这个人,所以他过去的那些诺言不重要。

我实际生活里面就遇到过这种,他会告诉你,要有条件,比如说你的身体要符合可以结婚的标准,他才会爱,其实那个“爱”是“结婚跟生孩子”。那样的人和他的故事是感人而悲剧性的。我恰好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学龄前就已经把婚姻体系都看透了。我也希望我最亲近的人像我一样。但是这也是一种强加,所以我就不强求了。

忧患意识是中国人一直在讲的长远眼光,都是家长式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给设计好了,中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包袱,忧虑将来怎么样。但是真的有可能将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人们应该承认生命本身就是赤裸裸一无所有,最后像一个气泡碎掉了,从物理上来讲,就是破灭了。我认为最长远的眼光就是承认每个人的气泡破灭,在气泡破灭之前,好好地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自己,而不是剥夺其他气泡的权利。这就讲到了社会。

我每次去美国都会看到那些一望无际的、不知边界在哪里的私人庄园或者宅子,这让我很恐惧,他不需要那么大。公有制当然也有公有制的问题,但是人类不能因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放弃掉对私有制的质疑,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追求还是一种勇气。我前两年去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有一个区是无政府主义区,那里可以自由交易海洛因,没有任何人是领袖、首领,你真的看到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有些社会觉得集权没有办法击破,在有些社会觉得金钱没有办法击破,真的是同样的恐惧。这个世界要不要这么早定型,我是挺质疑的,我认为关于人类的形态还是需要寻找一个理想国。

[责任编辑:曹悦] 标签:崔子恩 有可奉高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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