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曾“单恋”杨绛：她是我的初恋女友

吴学昭所著的《听杨绛谈往事》，其中不少章节的内容与杨绛所著《我们仨》是一样的。这也难怪，杨绛的文字实在太洁净了，旁人无法增损。作为著名学者吴宓的女公子，吴学昭的叙事水准也十分高明，读到钱钟书、钱瑗相继离世后杨绛的生存、感情状态时，想不下泪都难。

当然，叙事能力并不是吴学昭此书最主要的价值。当坊间出现多种杨绛传记、这些传记所记之事真假难分之时，这本由杨绛亲述并作序的传记最主要的价值就显现了：权威。而且，这本书提供的史料远比《我们仨》丰富。比如说，杨绛和费孝通之间的关系，《我们仨》中就没有提到。很多年前，有媒体记者采访费孝通，谈及初恋，费老说，他的初恋对象是杨绛。不过读完这本《谈往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杨绛从来没把费孝通作为初恋对象。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们不妨认为，少年时的费孝通是恋过杨绛的，只不过是暗恋、是单相思。

杨绛和费孝通是振华女中（现苏州10中）同学，女中本来只招女生，但费孝通的母亲与振华女中校长是朋友，怕费孝通升入其他中学遭大男孩欺负，就进了女中。（看来少年时的费孝通是个老实男孩。看晚年的费老照片，总是乐呵呵的，像弥勒佛那般慈祥。）那是1923年，杨绛11岁，在这位当时的小姑娘看来，费孝通呆头呆脑的，不会玩游戏，杨绛与他玩过几回后就没劲了。吴学昭写道，阿季（杨绛本名杨季康）用树枝在沙地上给费孝通画过一个丑像：胖嘟嘟，嘴巴老张着闭不拢。并使劲问费孝通：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做声。我们现在可以想象，或许那时候费孝通对美丽的小姑娘杨绛就有某种感觉了。

9年后，杨绛与同学结伴北上，出了北平火车站，看到有个人探头探脑的，原来是费孝通。他已经第三次接站，前两次扑了空。从远在郊区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园所在）进城接站，而且连续三次，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是很重同乡情谊的厚道人，当然，也许与所接的人中有杨绛有关。不久后，杨绛与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校园偶然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注定了终身姻缘。现代学人中，夫妻均为学者的屈指可数，知名者有梁思成和林徽因、陆侃如和冯沅君、程千帆和沈祖棻，但都不像钱钟书和杨绛那样一起走过如此漫长的人生路程，且伉俪情深，令人艳羡不已。

杨绛与钱钟书恋上后，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杨绛“吵架”。费孝通的理由是，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朋友，因为他们从少年时就认识了。最后两人达成的“协议”是只做普通朋友。很多年后，费孝通对记者说，他的初恋女友是杨绛。考究起来，费老这话其实并没错。吴学昭的这段文字完全可以证明，他真的喜欢过杨绛，不过只是一厢情愿的喜欢。暮年的杨绛郑重告诉吴学昭，当年她和钱钟书，彼此都是第一次恋爱。

所谓“发乎情，止乎礼”，费孝通就是这样的，他是君子。成家后的费孝通夫妇和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保持友谊。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和钱钟书不仅同行，而且同住一个房间。费孝通主动送邮票给钱钟书，让他寄家信给杨绛。他不知道，钱钟书的习惯是，离开杨绛后会每天记下详细日记，回头面交。当钱钟书跟杨绛谈起费孝通的好心时，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我们都是“同情人”。

值得一提的是，几次运动中费孝通被迫检查，他说，他“往上爬”是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这“女朋友”是谁呢？吴学昭没有点明。不过照我猜想，大概是杨绛。这似乎证明了一点：很多名人之所以取得成就、成为名人，被暗恋的人拒绝的经历，是他们日后发奋自强的原动力之一。

钱钟书过世后，费老曾上门看望杨绛。杨绛送他下楼，语带双关地说，楼这么高，今后你就“知难而退”吧。读到这里，我想起了马尔克斯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男主人公阿里萨——他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初恋情人。也许，杨绛是费老心中永远的梦想，即使年至耄耋，此情不渝。可是费老并没有做成阿里萨。他与杨绛，从友谊始，到友谊终。（朱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