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历史？
蒋兄对中国历史也作了独特的解读。
以古代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决不缺乏在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显然，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诡辩术：以偏概全。任何社会都有敢于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古代中国不是举目均是俯伏在宗法专制统治者面前的臣民。这正是四书五经教育制度化的恶果。
20世纪以来，提倡儒学的方家往往有个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写在纸上的东西混同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明代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发展至颠峰，社会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机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国家向现代转型的浪潮中，这个老大帝国步履阑珊，无力自行实现社会转型。陈寅恪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1．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定敢于正视本国文化的弱点，清醒地看到非吸收世界各国之长，改造本国落后的制度，中国就逃不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命运。在最需要吸收现代文化精华的关键时刻，从大清帝国的权贵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抗拒世界潮流，以愚昧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蛊惑人心，阻碍历史前进，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时至21世纪，知识阶层如果不引以为戒，那就太可悲了。
这些朋友通常具有弘扬本国传统文化的高尚情怀。但他们忘记了只有像中国政府毅然参加WTO那样，在制度上勇于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经济长期繁荣、社会稳定和各民族传统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才有可靠的基础。蒋庆兄的迷误在于他力图保护、弘扬那些应该送进博物馆的货色，紧紧抱住那些会危害中国社会发展的东西不放。
至于现代中国，按蒋兄的说法，“1912年以后，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拉去了，所以现在才出现这么多问题。”如果历史可以如此简化解读，回到19世纪中国上学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吗？实际情况是：从袁世凯、各路军阀、孙中山、蒋介石都是传统道德的提倡者。翻翻孙中山特别是蒋介石的书，四维八德修齐治平之类的说教俯拾皆是。段祺瑞、吴佩孚不贪污腐化，私德堪称儒家楷模。走进阎锡山旧居，石柱和墙上刻满了儒家格言，而且他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也是以儒家道德为教化工具的。即使那时的国民教育，也没有完全丢弃传统经书揭示的道德教育。蒋兄的指摘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应该怎样读经？
2004年的一大新闻，是鼓吹读经的喇叭吹得整天价响。此事的是非应该放在21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这个大框架下去考察。中国应该成为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是迟到百年，留待当代中国人去完成的历史重任。条件之一是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为此，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经典，都应该是中国人的读物。不过，蒋庆兄的主张却包含着五条失误：
第一．把中国的经典局限在儒家的狭隘框框中，连《老子》、《庄子》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化瑰宝都无缘列为经典，更不要说王充、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了。这样的眼光可取吗？
第二．21世纪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文明大国，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也相应地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素养的人。他们既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公民，又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启超、鲁迅一再叨念的“世界人”。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读孔孟老庄，还应该读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在内的几千年世界文明积累下来的各民族的优秀经典。
第三．读经典不等于“读经”，后者往往以蒙昧主义的态度跪在先贤脚下，诚惶诚恐去背诵。这样只能培养出虔诚的信徒，却离现代公民越来越远。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颠峰。即使是儿童，我们也应从小就培育他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保持理性和求真的态度，反对蒙昧，才能避免这类灾难重演。让儿童成为死记硬背某种教条的机器人，不但摧残了个人性灵，也孕育了国家灾难，蒋庆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