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熹并不否认“力”在王道政治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王与霸的对立，并非简单基于德与力的相互排斥，而是基于德可以兼力、而力不可以兼德的理论之上。“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刑政耳。”(《朱子语类》卷一三三。以下凡引该书，均简称《语类》。)或者说，王道尚德，力在其中；霸道尚力，却失落了德。问题是：霸者是否失德?为什么?陈亮回答说，霸者虽有小失，但其德甚大，此德便是公。朱熹同样执公私之准绳，却得出了霸者无德的相反结论：“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史臣赞太宗)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语类》卷一三六)这里，功与德是有严格区分的。霸者虽有“除乱”“致治”之功，但不能因此许其有德。有德与无德，不必于功业之迹上费力摸索，只须于公私义利之心上直接辨认：“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六)如果一味求之于迹而不察其心，反而容易混淆其功业的性质，陷于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泥潭：“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同上)
显然，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何者是公、何者是义上。初看似乎陈亮强调效果，而朱熹强调动机，于是人们常常径直把二人的争论视为动机论与效果论的争论。但事实上，二人都是内圣外王的统一论者。陈亮之所以重视霸者功业，并非仅仅因为效果本身，而是因为他对此效果有一基本的价值判断，即霸业合乎公义；并且他强调，合乎公义的霸业乃是霸者具有的内圣之德的必然结果，这也就肯定了霸者的动机之出于公心。朱熹并非不重视效果，只是他要求必须是人心悦服的效果；他直接从动机上否定霸者的用心，意在否定霸者有内圣之德，这与他对霸业的否定性价值判断相一致：“盖举其始终而言，其合于义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义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汉唐之治“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因此，朱熹之大谈用心，是以其对霸者功业的负面价值判断为条件的；而陈亮之大谈功业，则是以其对霸者动机的正面肯定为前提的。双方都在进行着某种逻辑一贯的循环论证，其真正的分歧，乃是他们对霸者之心迹的总体价值判断截然相反，即一方肯定其心有德、其迹合义，另一方则否定之。有趣的是，支持他们做出不同判断的，却是同一个价值依据，即公义标准。
二人对公义的不同理解，集中表现在义利之辨上。对陈亮而言，义与不义的区别，只是公与私的不同，而不是义与利的对立，因为义与利不构成对立的两端。而在朱熹看来，彻底的公私之辨，必然要上升到义利之辨。所谓公，有与私相对的公，有不与私相对的公。前者是相对的公，后者是绝对的公。就利益上区分公私，只能外在地分出相对的公私。公利固然是义，但相对的公对应的只能是相对的义。相对的公义只是一个价值量的问题，并未契入价值本身而揭示出价值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确立价值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只有立足于绝对的价值，才能从本源处树起价值的至上权威。绝对的义，对应于绝对的公，它打破了物我内外的界线，浑然与物同体，无内外，无物我，非但没有私利，连公利也一并没有。由此而出的绝对价值是道义，它不仅与私利相对立，而且与一切功利相对立。哪怕是有意谋求公利之心，也因其未打破物我内外之限隔，而为道义所不许：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语类》卷一三七)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朱熹认为，道义是公利具有价值合理性的最终依据，也是杜绝私欲的拢本塞源的最高原则。只要本着物我一体的廓然大公之心而行，人类普遍利益的实现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此可谓“得道义则功利自至”者，也是内圣必可以至外王的理论基础。然而功利事实本身并非道义价值的本质属性，只有在存在与价值合一的理想条件下，道义转化为功利的必然性才能充分实现；而在现实中，必然之理却未必能变成必然之事，因而难免会出现“得道义而功利不至”的情况。在这种义未必有利而道未必有功的时候，如果没有道义的支撑，公利原则就可能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失落其价值初衷，而在“义必有利”“道必有功”的诱惑下沦为以成败论是非的借口。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朱熹才深斥陈亮为功利论者，并屡叹“仲舒所立甚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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