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朝的天子称王，周的政治理念是“王道”，也是儒家倾心的理想政治。周的王道政治对统治者有“德”的要求，是所谓“德政”。孔子提出“仁政”概念，主张士人参政议政。春秋战国的霸道政治背离了周的王道。秦制取代周制，霸道的色彩明显，但传统皇朝政治实质上是杂用王道和霸道。主张王道的儒学始终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政治，因而不能成为政治学；法家所言之法是统治之法，不限制君权，所以是“霸道”的理论。中国政治文化在20世纪才有了民权、民主、宪法等全新的概念。
本文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01期 作者：王鸿生 原题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和霸道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用“王道”和“霸道”来解释传统政治的所有特征，也可以说王道和霸道就是古代帝王之道。在传统政治的框架中，王道荡荡，象征传统政治“光明正大”的一面；霸道浩浩，象征传统政治“威权统治”的一面。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王道和霸道都没有“合法性”，但有其历史的合情合理性和文化正当性。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都是君主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并没有沿此道走向现代民主。今天，深入探讨这对概念的政治文化意蕴，有助于从历史角度看待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以便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
一、周代的王道理念及问题
在中华文明史上，周是中国王官文化形成的时期。周朝的天子称“王”，周礼所确定的政治理念也就是“王道”，这是儒家所倾心的理想政治。但是，在周朝王道政治的理念中隐含着一个无法排除的悖论：周人是以属国的身份取代原来的宗主而称王，无法诉诸自己血统的神圣性，只是借抽象的“天命”来进行所谓“顺天应人”的革命，实际上是以“霸道”取天下的。既然周人可借“天意民心”来进行“革命”，推翻殷商的统治，又如何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始终得到“天意民心”的眷顾，不被另一次“革命”所推翻呢？从《尚书·周书》的内容看，周的统治者曾对“武王革命”的正当性做了不少辩护，周初的统治者在政治行为上都采取了临渊履薄的态度。这说明其“王道”政治理念并不排除下一次革命的可能性，而“革命”一旦发生总离不开“霸道”。
但是，周人为了防止新革命的发生，以殷为鉴，制定了周礼。这种政治的设计尊一统又尚分权，使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以宗亲为基础的人伦价值之上，并通过一套有约束力的礼仪制度来落实。它既包含了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理念，也可见诸于具体的政治行为，是超越“殷礼”的一套更有文化生命力的封建政治制度。不过，武王之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其弟周公辅政，当时传出了周公自己将称王的流言。不管周公是否真有此意，都说明宗法伦理的政治约束力是有限的。当然，周公本人心里更清楚这一点。但他后来归政成王的事实，无疑有益于周代这种封建政治的稳定和延续。用现代的观点看，宗亲伦理基础上的封建政治的特点是职权的终身制和继承制，这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下做出的一种制度选择。这种一次性的政治制度设计，目标是天下的长治久安，但却排除了政治制度自我调整的空间，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变局。
为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周初的统治者除了通过分封建国把王道政治的基础建立在宗法伦理之上，还进一步从政治文明的层面思考了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对统治者自身提出了“德”的要求。如果统治者有德，其政也就是“德政”。统治者失德，其统治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可见，对周代的王道政治而言，只有宗法伦理的规范，还不能使以“霸道”形式取得的天下长期稳定。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还必须有“德”，该统治才能有充分的正当性。最高统治者如果失德滥罚，就背离了德政；德政不存，也就背离了王道，则会有“天意民心”的变化，便不能排除新的霸道形式的“革命”发生。
但是，如何保证周天子能遵循王道、实行德政呢？这是最大的难题。实际上，周代王道政治的制度设计虽然很理想，却无法保证“受命于天”的周天子始终做到“为政以德”、“明德慎罚”。统治者自身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成了王道政治的人文基础，抽象意义上的民心民意成了评判的标准，二者之间不存在制度的交集。就此而论，周代的政治虽然相对殷商有了更浓的人文色彩，削弱了神鬼迷信的文化成分，但王道政治的基础还是落在了人性的沙滩上，其文化支撑点是宗亲伦理和统治者的道德，因而也就变成了完全彻底的人治。
周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是王道，王道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的诸侯国，文化基础是宗法伦理，实行王道的关键是德政。但封建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不变，宗亲伦理也难以成为长治久安的基础，“圣王之德”只是一种诉求。因而，王道政治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与政治的现实始终有一定的距离。周朝的王道政治维持了武王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稳定，但始终不能排除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对王道政治而言，危机的形式，往往会体现出“霸道”的色彩。
二、霸道政治的产生和发展
在西周末期，以宗亲伦理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秩序开始被破坏。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开始，中国政治进入了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各个霸主还打着“尊王扶夷”的旗号，周天子仍是诸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因而也可得到霸者的某些支持，楚庄王的“问鼎”被视为非礼的表现。这显示了周初确立的宗法政治伦理与分封建国的做法在保持政治秩序方面仍有一定的约束力，但“称霸”现象的出现，表明“荡荡”的王道已开始为“浩浩”的霸道让路。
以赵、魏、韩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标志，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各诸侯国蔑视周礼、“争雄称王”的战国时代。不但诸侯国的“公”先后皆称“王”，周天子的继承也多次出现过叔侄和兄弟间弑王自立的情况，宗亲伦理的政治约束力大为松弛。相对于“春秋”时代，“战国”的名称形象地描述了中国政治彻底背离“周礼”、走向“霸道”的时代特征。争雄的各诸侯国相互间攻伐兼并，除了实力和权谋，已没有什么“礼仪”可以规范他们的政治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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