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制度秩序与伦理秩序往往是一体的，有时很难将二者区分清楚。伦理秩序是社会结构的根本依据，作为制度秩序最深层的基础的个人，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也不是完全自我化的存在。人总是存在于群体关系中，是社会和自然关系网络中特有的个人。这种关系网络离不开伦理秩序，伦理关系是人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如何重建未来的伦理秩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除政治合法性问题外，政治伦理责任、政治秩序的建构基础、执政效果的检验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认真讨论。但无论伦理秩序或制度秩序，我想都需要以人格化的方式来加以展现，以人格化的方式来加以表征，正如一个家庭的家长不能是抽象的符号，而只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存在一样。
国家确实需要有人格化的代表，这一代表应该具有血缘的高贵性，文化的继承性与道统的自觉性，能够凝聚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并维系国民的共同情感。
传统儒家不仅有发挥到极致的"内圣"之学，也有骨肉完具的"外王"之道，而这两者原本形神合一，是一套东西，而不是两套。无论是研究批评，还是借鉴转化，都不能避开这套既定的东西，更不能把现代的东西置换进去，硬充其本有的。现代的东西归根结底只能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土壤中，不是从祖宗心性上可以开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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