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儒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就是在开展现实批判，在古今差距的反衬中暴露社会弊端，希望现实政治能够作到选贤任能，回到善的轨道上来。各种各样具有实践意味的文化仪式活动都要逐步恢复。从家礼到国礼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涉及国家政治及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更要以人格化的表征来承继发扬，并植根于现代，将其作为一个广大的文化世界，而并非从祖宗心性上开出来的花。
本文节选自《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作者：张新民 蒋庆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杨春梅（《人文中国》2003年第4期）
儒家借用历史文化本身的力量批判现实
持守三代理想的政治，积极批判现实政治，这也是儒家的一种智慧——借用历史文化本身的力量来展开现实批判的智慧，以理性化的古代反观凸显当代政治弊端的智慧。儒家批评秦始皇为桀、纣，以致酿成了焚书坑儒的大祸，就是依据历史文化中的政治理想，积极展开现实批评，演出的一出悲壮之剧。所以儒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就是在开展现实批判，在古今差距的反衬中暴露社会弊端，希望现实政治能够作到选贤任能，回到善的轨道上来。孔子的后代可以代表历史文化，但帝王的后代代表不了历史文化。历史文化要由圣贤来代表。圣贤既代表道统，又代表政统，如同墨家有“巨子”可以为天子之说一样，孟子也有孔子可以为天子的说法。“素王”的观念来源于《公羊》，是说孔子的德行已足以安乐天下民众，既然可以代表道统，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政统中的典范？儒家要入世，要用价值之光来照亮政治的幽暗领域，除了道统的身份外，也可以进入体制，拥有政统的身份。但帝王后代不能代表政统，即便退一步，也只能说有合法性就有资格代表，丧失了合法性就没有资格代表。
在“存二王后”的制度安排问题上，需要同时体现革命式的合理更迭，以及善待前王以行仁义两种价值。这也显示了孔子复杂的政治智慧，虽然丧失了合法性，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朝，也要在其中贯彻仁义，尽量缩小暴力的范围——无论时间或空间意义上的暴力范围，尽量扩大王道仁政的天地——包括任何时间或空间意义上的王道仁政天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乎天而应乎人”。历史文化永远都具有民族群体活动的“共业”特征，任何人的功绩成就无论衡之以时间或空间都只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一个环节，不仅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下共同时空条件下共处的今人，而且也要以宏广的胸襟包容不同时空条件下异处的古人。这是一种纵与横双向性的宽容，最大化地实现了对固有人类文明秩序的尊重，缩小了正当性秩序缺位或亏空的范围，减少了激进革命或社会巨变对人的伤害，宽容与多元的程度即使波普的“开放社会”也颇难想象。现在我们看到，稳定的典范已代替了革命的典范，和谐的典范逐渐取消了暴力的典范。稳定压倒一切，和谐符合本心本性，历史本身便具有调整的功能，总是在复杂的二律背反中吊诡式地穿行。与过去数十年相较，历史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典范也在暗中有了转移。不过，我们还应追求其他更有永恒价值与意义的典范。儒家话语系统中的王道政治，或许也应该是一个永恒的典范吧！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保持生存活力的意义
《易经》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透过历史文化也可以开辟出一条成德之路，当然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智慧必经之路了。所以消灭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就是消灭一个民族的德性生命与智慧生命，实际就是亡国亡天下，丧失了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特殊规定性。缺少了记忆，更无所谓自我。足证历史文化持久延绵着的意义，就是一个民族继续保持生存活力的意义。
儒家要参与创制大业，制礼作乐从来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各种各样具有实践意味的文化仪式活动都要逐步恢复。从家礼到国礼是一个完整的系列，涉及国家政治及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祭天祭地的活动都没有人来组织，成年礼（冠礼）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祭祀天地代表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天地可以为政权赋予合法性，也可以取消政权的合法性。祭祀天地表示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形上力量，象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权力自身，而是来源于超越的天道秩序。国家权力不能违背天道秩序而为所欲为。天道的合法性为世俗权力提供了超越的神圣性，但也有必要警惕以理杀人或假天道行私意悲剧的再度重演。
除祭祀天地外，中国人也很重视祭祀黄帝和孔夫子，主要表示血缘继承的合法性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合法性。国家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而单独产生，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便是尊重自己的国家。国家本身就联系着一个广大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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