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的体谅
我们的新闻原则是三个词：积极、善意、建设性。与之相反是消极、恶意、破坏性。你的立场和态度很重要，语态也很重要。我常常讲，记者不能兜里老是揣着一把小刀，瞅着个空子就扎别人一下。还是要善意。善意是一种爱。真实的爱、深沉的爱有一个标志，就是必须接纳你所爱对象的全部。包括缺点、包括你不喜欢不习惯甚至反感的东西。有了这样的爱，就是一种伟大。而你所爱的对象，一定就会在你的挚爱中发生改变。
我非常喜欢艾青那首诗《我爱这土地》。他在抗战时期，国运最危急的时刻，用一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鸟的形象，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爱。这只鸟，可以理解成填海的精卫，也可以理解成涅槃的凤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们有时候会有批判性报道，比如说批评一些腐败现象，但我们的立场是好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是代表华人向世界发声，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或者敌对者去嘲讽和辱骂。那样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过犹不及，这样的事情已经太多。
所以，爱的深沉也不容易。
体谅，不仅仅是强的体谅弱的，对的体谅错的，而是相互的。
三、“慈”的悲悯
一次，星云大师在与我对话时，主持人问他，如果让他舍弃一切，只留下一样都是，他愿意留下什么。星云说，慈悲。
慈悲虽然是佛教倡导的精神，但其本质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一致的。如同人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样，佛教的思想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慈悲要以智慧为指导，智慧要用慈悲去贯彻。智慧越高，慈悲就越大，反之，慈悲越大，智慧就越高。自他互利，怨亲平等，就是以人为本。
兵法说，慈不掌兵，但我们看到古之良将都爱兵如子。有趣的是，苏东坡也把他的王道标准的第一条定为“慈”，要以慈爱心肠对待苍生，“好生恶杀,不喜兵刑”。
对于媒体人来说，一是把话语空间做大，让透明度越来越高，二是放权。
香港的媒体言论尺度管理是事后管理，事后管理是理性的，中国大陆其实也是朝着这种理性管理的方式在走。要相信人家的理性，要相信人家的能力。
作为我们企业内部来讲，管理媒体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揽权，更不要滥权，我觉得领导最大的本事在于大胆授权，不然你干得过来吗？比如说我对凤凰网的管理，基本上不过问，人家反而干得很好。如果我整天过问，部下一天到晚揣摩我的心思，我还得花很多功夫解释哪个事能干，哪个事不能干，那我就累死了。出了问题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窦文涛讲过一句话，我在凤凰能做回我自己，我是凤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老板特别小心地保护着我们的思想自由，生怕发生他要求我们退一寸，我们自己退一尺的情况。
说老实话，窦文涛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做12年，他经历的坎坷和风雨不仅是言论尺度的压力，还包括商业压力，包括它的一些“俗”语境带来的一些高端人士的不容忍。但是，凤凰容忍了他，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容忍了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包容，对我们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会有很大的改善。
四、“融”的情怀
许嘉璐副委员长曾经与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有一次非常有趣的长篇对话，奈斯比特说，当年他曾经对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的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这个话说得入木三分，非常深刻。
作为媒体，我们是讲好中国故事重要角色。
说到讲故事，我想引用中国世博会上美国馆的故事。美国馆的讲解人员全部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他们在开始讲解前都会强调自己的根在中国，特别拉近与中国的距离。而他们的每一个展馆，每一片影片，都是在介绍美国的价值观，但讲述的方法特别巧妙。
特别是他们的展馆中有一面“百姓墙：美国华裔——同一家人”的展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这面墙彰显了美国很重要的价值观——接受各方面的人。从马友友到贝聿铭，还有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美国华裔在工商业、政府、艺术和科技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此多有成就的华人出现在美国的各个领域，代表了华裔在美国的机会，凸显了美国种族多样化和人人平等的独特魅力。
而“同一家人”的题目，也是来自希拉里的建议。
大陆与台湾的学者要共同弘扬中国的“王道”思想，对于构建和谐世界是非常有益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期待以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来取代西方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他说“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