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诺奖文学委员会秘书：我们不能质问莫言的政治观

恩道尔偕夫人进入晚宴现场

“总是有人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顺眼，我当瑞典学院常任秘书10年，每年的评选结果都有争议，我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赫拉斯·恩道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他的职位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秘书，当然仍然是瑞典学院的院士。

2012年12月8日下午1点，恩道尔已在瑞典学院二楼的天井等候，这里展有16幅院士照片，每幅下面是该院士所坐椅子的照片。南方周末记者指着照片问：为什么18位院士只有16幅照片？他说，一位院士自主离开，不再参加学院工作，另有一位九十多岁的院士刚刚去世。他的朋友，主要是院士们，通常都很长寿，因为他们不会像很多男性那样因为退休和失去与人的交往联络而变得孤独。

身材高大的恩道尔坐在椅子上，身体摇晃和手势动作幅度都挺大，语速颇快，时而放声大笑，喜欢低垂眼帘，抬眼时目光四射，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文学奖每年招致的批评基本都来自获奖者所属的国家，其他国家的文学专家和评论家反而会用更开放的观点审视获奖作品。本国的人总觉得还有更合适的获奖者。这是不可避免的。本国人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

他认为批评是那些没有读莫言书的人在主导的。

南方周末：有些人认为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和他的国籍有关，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恩道尔：要知道，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确定最终得奖者是谁，先有一个大名单，再缓慢推进到中期名单，这时我们会更详尽地对候选人作品进行了解，得出最后的入围名单，这过程常常延续几年，其间还可能出现某个候选人被排除出去而又再度入选的情形，最终结果跟作者的国籍没什么关系。

我们尽力避免所谓的“国籍分配”，有人认为我们是这么做的，今年给这个国家，明年给另一个国家，你可以那么认为，但这从未发生过。我们做的是尽力避免将候选人来自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等因素考虑在内，将这部分信息略去，这也是奖项设立者明确表达的意愿，因此我们对这一点是非常严谨的。

总有人喜欢做各种解读，认为某人得奖跟此前发生的某个事件有关，比如得奖当年9月发生了什么事，但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花的准备时间常常有五六年，甚至更长一些。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莫言所引发的讨论？

恩道尔：有人告诉我，莫言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好吧，他可能也是党员，我不确定，但是他肯定有这样的地位。我想这些都可以从他的传记中看出来：他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他的农村生活背景，他是怎么让自己有一个创作平台的。我没觉得他违背了很多规则来完成他的书稿。最重要的是，他写的书极为精彩，它饱满充实，具有想象力，而且深深根植于人的生活，让成千上万的国外读者认识了一个新的中国，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过去的千年。

一个好的读者必须要问：他的作品《蛙》，讨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相应的后果。接着，他的时间转移到当今，指出越来越引人注意的“代孕母亲”现象。这个新的现象可能会引发各种错综复杂的难题，还有各种让人伤心煎熬的事件。

莫言在小说里谈到了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新意，也深有感触。通过这种方法，他正在为中国开新药。让一个男性作家来分析“子宫”、“代孕”话题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也是社会问题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我们该怎么做，谁该决定女性的受孕权，这些看似漫无边际的问题，常人根本没有勇气去思考。当有一个作者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我们必须心怀感激，我们不能去质问他是不是作协的一员，是不是坚持他的政治理念。毕竟，作家不是政治家。

南方周末：诺贝尔奖颁发引起的这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明年的评奖？

恩道尔：当我们说尽量不去考虑潜在政治影响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只要你开始考虑，这样的选择会引发怎样的政治反弹，那整个评选程序就会瘫痪。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评论往往出人意料，我在这工作15年了，却依然会被各种批评搞得晕头转向。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谁会被激怒，批评来自哪方面。你只能尽量不去想，说到底你也不可能事先做好准备。

其次，我们的评选过程是很严肃认真的。这是一个文学奖，不是第二个和平奖。这个奖被颁给作家不是因为该作家对人权问题怀有热情，这些事情和获奖毫不相干。我们甚至不会将该作家有没有参与过此类活动纳入考虑范围。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我们在作品中看到极权主义的影子，那么我们也不会颁奖给他，因为这个作品没有达到文学的标准。但如果这个作品对人类有益，能让人看到另一个角度的人生，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考虑颁奖给他，而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这个奖项应该与政治无关。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可能甚于以往任何时候，对东西方国家来说，他们面对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我们尝试着用一种单纯的，完全与当前政治社会脱节的视角来看问题，就像是对另一个时代的追忆。假如你不用这种标准来判断作品的好坏，那么很难确定这个作品5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还是不是有价值。当前的政治也许在50年后，甚至20年后就会被人遗忘殆尽，如果我们在决定获奖者的时候要把政治考虑在内，那未来的读者就会感到困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人，他们的作品到底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