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

不过，即使不采取这种严格区分的态度，即使把那些同情农民、或者他们本人就是农民的中国现代作家都算上，“农民叙述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不是主流，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只是“被看者”或者“被描述者”。由于他们距离能够改变中国的现代话语很远，他们无法站在主流的位置上表达自己。而所谓的主流话语即使在他们以农民代言人出现的“乡村叙述”中，贯穿的也是一种城市人的“趣味和期待”。施战军曾就此有过很明确的论述：

我们是乡土文学大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的描述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脱离城市人的阅读趣味和期待，哪怕他非要栖居在乡间而且只写乡村经验，作家自己其实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担承着“城市人”或者“文明人”的角色。……尤其在当代，他是一个“考察”者，“私访”者，最终给以城市人群为主的读者提供的要么是“心向往之”的诗意的桃花源、失意的避难所，要么是“哀民生”的话题和谈资，要么是“社会问题研究”或者“历史进步”的注脚。“底层关怀”一词，是从城市高楼向下俯瞰的视角内诞生的，它很轻巧地从高层电梯快速滑下，逗留在底层或负一层，完成“听读”部分，然后再快速升至高处，接着完成“说写”部分，最后要把“关怀”———某种道德的自我满足感———倾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其实，我们的文学大可看作是城市人作为主体叙述者的文学; 即便“乡土”气味十足的作品，也像超市里的“净菜”一样，它是为城市而生的。从成品的加工者，投放地和消费群落来看，它的“城市性”毋庸置疑。

严格来说，这里的所谓“城市人”并不准确，因为城市人也分为不同的阶层，他们的“趣味和期待”可能并不相同。所以这里说的“‘心向往之’的诗意

的桃花源、失意的避难所”，“‘哀民生’的话题和谈资”和“社会问题研究”、“历史进步”，只是知识分子的关切。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净菜”式的“趣味和期待”，但也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趣味和期待”形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话语。由于知识分子垄断了话语权，或者说，他们的“趣味和期待”代表了一种与中国历史走向相一致的“现代性”，这种“趣味和期待”就具有了难以挑战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施战军所谓“城市人”和“文明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知识分子——城市人——主流话语成为一个虽不确切、但加以合理想象就可以理解的逻辑链条。

不过，这种理论似乎不能说明路遥的例子。路遥当然不是一个到农村采风的“考察者”、“私访者”，无意给城市人提供他们心向往之的桃花源。更重要的是，即使是认真地表现“哀民生”的话题，他也不只是做“社会问题研究”或者“历史进步”的注脚。他的作品并不仅仅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自我追求的文学化，源自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悟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为“农民叙述者”，他发出的是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城市人叙述”不同的声音。

当然，路遥也写过一些与他自己的经历关系不大的作品，如《惊心动魄的一幕》等，但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那些影子似的准自叙传，比方说《人生》。高加林当然与路遥本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之间有十多年的年龄差距，但他们有类似的人生挫折，有同样强烈的奋斗欲望，他们都感到看不到希望的贫瘠土地对他们的束缚，都感到一种飘渺的城市文明的呼唤。他们之间唯一实质性的不同，是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路遥比他笔下的人物要顺利得多。但很清楚的是，高加林的思想顿悟是被路遥赋予的，高加林对城市文化的幻灭和对乡土道德的皈依是路遥生活经验和文学想象的逻辑结果。高加林和路遥对离开土地的深入骨髓的迫切感以及在这“离开”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痛苦，是缺乏亲身体验的“城市人”难以体会的。就此而言，如果说以前的“乡土文学”作家有一种“城市人”视野的话，我们很难将路遥也包括进去。新时期农村题材作家有一种普遍强化了的乡土身份认同，但路遥对这一身份的敏感和执著即使在同时代作家中也显得格外醒目。在路遥其他一些作品的人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身份认同，如《在困难的日子里》的“我”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这些人物身上，“农村人”的身份就像烙在他们身上的红印，刺激着他们因为感受到不平、屈辱和缺乏尊严而变得格外敏感——甚至病态——的神经。所有这些，都难以归纳到施战军所讽刺的那种轻佻的城市人叙述视角，那种“道德的自我满足感”。

路遥一代对城市的期待和与之伴随而来的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是他们选择“农民叙述”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无法回避随着户口制的建立而带来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市人本来的优越感和“知识农民”的屈辱感由于这种分割而被强化了。建国前——甚至建国初——的作家们大都出身农村，但是他们大都心态平和，并没有路遥那种对城市的羡慕和不满交织的复杂心境，所以施战军说的乡土小说作家的那种“城市人”心态在那时是存在的。建国后的情况复杂些。新时期以前的作家由于当时的特殊语境，作家们对这种敏感的怨恨情绪视而不见。新时期小说如果说还有那种“城市人”心态的话，主要见于前右派作家和知青小说的作品中，但他们本身就是城市人，并没有路遥那种根深蒂固、甚至近于偏执的“农民式叙述立场”。但总体来说，中国乡村叙述那种外来者或启蒙者的城市人心态在新时期被打破了，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开始表现出“为农民说话”或“为自己说话”的不同叙述姿态，开始颠覆城市人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秩序。

中国现代作家以农民叙述者姿态向城市挑战的当然不自路遥始，比方说沈从文。不过，沈从文对城市的反感只在于城市人的道德退化，在于较为抽象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路遥在城市人面前因为遭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后的屈辱感，没有那种近距离的现实意义。赵树理也是以农民的姿态说话的，而且他的作品也充满了现实感，但却没有沈从文式的寻找“希腊小庙”的超脱，没有将城市人作为农民的对立面———城市根本就没有进入他的创作视野，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一种文化批判的冲动。他对农村和农民的认知与主流文化并无冲突，而只是将欧化的主流叙述用农民熟悉的语言表述出来罢了。而路遥则不同。《人生》中高加林最后对乡村道德的皈依和认同有一种“反现代”的倾向，同时这种倾向又有强烈的现实内容，而不仅是出自城市批判的文学想象。沈从文对城市的批判只是将城市与乡村并列起来加以评判，并没有一种上下等级的感觉，没有一种被压迫感和由此而来的反抗性，而路遥则正是这样一个激愤的文化反抗者。由于城市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那里成为无数农村青年向往的去处，而又由于现实的户口制度失去了迁徙的机会，所以，像路遥这样的“知识农民”就有一种不平的愤懑情绪，就无法对城市采取像柳青那样的客观态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城市自然地接受了革命文化对城市的抵制的和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对城市的批判态度既是中国农民革命形成的主流话语的反映，也有极强烈的个人情感。

不过，路遥这种以“农民叙述者”面目出现的文化反抗并不彻底。只有当他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说，只有当这种感受建立在他对自我命运关切的基础上，他才能挣脱主流话语——“城市人”的话语——对他的影响，不再在这种话语的笼罩下写作，才可能写出比较独特的作品；一旦他离开了这种感受，或者这种感受与他本人的命运无关，作品就容易流于平庸。《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而且就它受欢迎的程度和思想的成熟程度而言，都可以作为路遥的代表作，但因为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它很难像《人生》那样只是追踪作品主人公个人的成长史，更何况路遥还有着陕西作家普遍具有的史诗情结。艰难成长、并有着比高加林更为宽阔胸怀的孙少平可以说体现了路遥的个人体验，并成为《平凡的世界》的核心；而超出孙少平的部分、尤其是为了展现内容的广阔性而强行增添的部分，如上层政治斗争，就了无新意，成为作品的泡沫。因为在这样的描写中，叙述者成了主流话语的代言人，在一个他不熟悉的领域里挣扎，而那个真正将他与别人区别开的“农民叙述者”则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