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

不管路遥的乡土情结如何坚定，但他从没有像沈从文和贾平凹那样自信甚至骄傲地自称为“乡下人”。为什么会这样？他的乡土情结为什么没有导致他做出像沈从文和贾平凹那样自然的身份认同？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路遥仍然非常自觉地停留在革命文化的传统中。沈从文本来就在革命文化的影响之外，他对湘西文化传统的认同很明显是与革命文化相悖的———如果不是冲突的话，而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也抱有一种类似的态度。他们两人都对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现代文明”和那些启蒙话语兴趣索然，因而他们自称“乡下人”有一种文化坚守的含义，从而远离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一个“乡下”被越来越边缘化的语境中，自称“乡下人”就意味着一种对主流文化的拒绝。但路遥不同，他在坚持自己的乡土情结时并没有在文化上另起炉灶、别树一帜的意思。城市虽然对路遥来说具有异质性，但城市具有比农村远为丰富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空间，那是一个可以使他整个精神得以提升的新的世界。

与80年代对城市文化一味道德攻击的贾平凹不同，路遥会在那里发现一些乡村所没有、但却令他钦佩、或者感到自我狭隘的人或事。比方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就在同班同学、武装部政委女儿吴亚玲身上发现了“一种完全陌生、而又非常令人惊奇的东西———‘脱俗’”，“而我身上正缺乏的是这一点。我以前尽管是一个刚强严谨的人，但带着一股乡巴佬的小家子气”。这种脱俗的特点，在《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那里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这种对自己“小家子气”或者狭隘的认知，路遥无法自信而骄傲地把自己称为道德自足的“乡下人”。相比之下，贾平凹从来没有这种对“乡下人”自身的检讨，③这倒不是说贾平凹为了维护“乡下人”的形象而罔顾事实，而是说他从来没有用“脱俗”这种并非乡下的标准来评判人的习惯。他的作品很少以是否“俗”作为衡量事物或人物的一个尺度。尽管他写过《月迹》《满月儿》那样的“脱俗”作品，但那里的“脱俗”只是将生活童谣化了，并没有像路遥那样在严峻的生活中发现那样沉甸甸的“脱俗”。简言之，“脱俗”的城市姑娘形象的塑造使路遥表现出对城市价值的某种认同，这使得路遥的城市想象更加复杂化了。当然，路遥对城市姑娘这种“脱俗”特点的认知是在和自己“乡巴佬的小家子气”的对照中发现的，这种将人物放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故事格局中加以有意观照并加以放大的视野更加强化了城乡的分野。

不过，《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我”在谈到城乡区别时那种从农村人出发的“检讨”口气并没有改变路遥对城市形象的整体批判态度。作品中的“我”是像路遥本人一样出身赤贫、但又聪明敏感的农村青年，是班上唯一的农村人。身处物质条件优越很多的城里人同学中，“我”对自尊的敏感和对精神的坚守被格外强烈地刺激起来。艰苦和富裕在那里分别具有了正面和负面的含义，而这种含义与革命文化一贯的价值观是吻合的。城市的富裕使它有一种浓厚的消费的、物质的、对欲望更加放纵的氛围，这使它成为道德批判的目标。革命话语在这方面显示了更加农民化的清教徒式态度：它重生产轻流通，重积累轻消费，重精神轻物质，重贡献轻享受，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们追求舒适的“快乐本能”的颠覆，并剥夺了这种本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革命文化中，对节俭美德的长期宣传已经使人们忘记了这种牺牲的目的是什么，而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节俭和牺牲成了最高的荣誉。这正是城市作为文化想象和文化符号在那个时代容易受到攻击的根本原因。路遥出身极为贫苦，所以革命话语中对消费和享受的去合法化和对艰苦、清贫、牺牲等“痛苦状态”的道德肯定使他有可能发现一条自我肯定或升华的道路。换句话说，他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来改变自己在现实中的弱者地位。

正是从物质缺乏而激发的人格自尊使路遥在将革命话语转化为作品的具体人物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使他以高傲的姿态面对自感优越的城市。有两种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路遥的创作：一是他现实中的农民身份；另一个是带有对城市强烈否定的革命文化。但他的作品是对这两种因素的双重超越。他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的弱势地位和自卑感，导致他对一切来自城市人的目光都极其敏感，甚至那些善意的关怀让他感到的也是居高临下的歧视。所以，尽管已经赤贫，他对城市的物质富足仍然是蔑视的，追求的只是“知识农民”的自我尊严。而这种对尊严的渴望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文学中没有位置，因为尽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承认有城乡差别存在，但不会表现农民在实际生活中被歧视的屈辱地位，更不会将“知识农民”的心理痛苦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文学主题，因为这有悖于赋予农民崇高社会地位的革命话语。在《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十七年描绘农村生活的著名作品中，农民的被歧视从来没有被提及，农民与城市人身份差异的问题好像压根就不存在，好像这些问题一经理论的肯定便都解决了。这种由于意识形态约束而导致的非现实态度在路遥作品中得到了改变。也许路遥并不是新时期文学中这样做的第一人，但改变农民——尤其是“知识农民”——的屈辱地位从而争得自尊，明显是路遥希望通过文学所做的事情。不过，对农民进行理论肯定的革命话语并非全无意义：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造成了城乡的严格对立，造成了“知识农民”严重的心理创伤，但可以和古老的乡村伦理兼容的革命话语却为他们的心理创伤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通过被认可的话语转换，“知识农民”在想象和情感的世界里得到了一种逻辑上的平复；现实的屈辱感和想象的升华感是路遥在他的城市叙述中经历的心路历程。

路遥小说的个人性和革命话语的浸透，使这些作品充满了现实的也是中国的特点，与沈从文那些带有强烈讽刺性的抨击都市人的小说不同，更与西方的城市小说不同。更重要的是，路遥是以一个试图以平等身份进入城市的农民或“知识农民”作为自己的叙述角度的，这种叙述人在以前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但他带有的那种被歧视而要求尊严的情感在现实的“知识农民”中却绝非罕见。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通过他的叙述人得以宣泄出来，这是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三、“农民叙述者”

城市对路遥和他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既是他的一种人生目的地，又是他文化批判的靶子。不过，路遥的意义在于他选择了一种坚定的“农村人”身份，以农村人的视角去表现城市。他尊敬柳青，但他又不同于柳青。对柳青来说，不管他多么了解农民，多么同情农民，不管他为农民做了多少牺牲，他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观察者、“他者”，他是为了表现他们而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的。他始终在讲一个“他们”的故事。路遥则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路遥的小说有《创业史》中绝难看到的“自己”的影子。在《在困难的日子里》的“我”、《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子。实际上，路遥小说的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主要人物间的一致性。他将影响自己命运的那些最深刻的感受赋予他的人物和作品中的叙述人，从而使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个人的自叙传。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其他“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作家那里很少看到。即使在那些最同情农民、或者他们本人就是农民的中国现代作家那里，他们笔下的农民也和自己有相当的距离，农民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他者”。而路遥与他们有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