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

由杨兰村编剧和导演的豫剧《朝阳沟》1958年搬上舞台，1963年拍成电影，曾经广为流传。剧本讲述的是城市姑娘银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与自己母亲闹翻，跟着对象栓宝到农村落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朝阳沟”的小山村，其戏剧冲突却是围绕城乡矛盾展开的，而且由于故事发生在公社化和户口制推行以后，所以主题更能明确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对城乡关系的看法。在这部剧中，代表农村的一切都得到了正面的价值肯定。朝阳沟的环境是美的，人们是朴实正直、并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的。相反，作为城市代表的银环妈则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妇女，只想让女儿留在身边。银环是被这两种势力争夺的对象。换句话说，启蒙者成了农民，而被启蒙者则是“城里人”。从鲁迅时开启的启蒙的现代性在这里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但它反映的逻辑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乡下人”不同。农民并不是现代性的盲区，真正代表现代性的反倒是他们，只不过这里的现代性已经成为“革命的现代性”。

农民与城里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转换渗透在这部戏的许多细节里面，并且成为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银环下乡的目的是要做一个“知识农民”，是要支援农业生产。所谓“知识农民”不但具有“科学种田”等相对而言的技术含义，而且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以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新农民。它以新的姿态加入了主流话语，既不同于没有经过现代启蒙的落后农民，也不同于那些了解现代文化却坚守乡村伦理和价值观的“乡下人”。当然，即使是知识农民，是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银环的城市人身份，相对本土的农民她依然是外来者，是需要改造的对象。银环的娇气和任性当然符合人们一般对城市女学生的认知，在当时的语境里，对这种具有城市人背景却又需要改造的“知识农民”的塑造依然透露出一种对城市的不信任情绪。

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中形成的对城市的看法

已经有了一套明确的话语逻辑，对城市的改造被视为整个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一环。不过，尽管将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解读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但文学作品将城乡对立作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一般是将农村和城市视为各自封闭的存在而关注它们内部的政治的、阶级的、道德的斗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的政治敏感性淡化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和日常生活的视野。城市作为文化符号没有了剑拔弩张和政治对抗的内涵，但那种道德色彩并没有完全褪去，将城市作为负面道德形象仍然可以得到主流文化的谅解和大众的认同。尽管后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同，文化转型和城市化使得城市在主流话语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对城市的文学观照依然折射出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这正是本文考察路遥作品的理论支点。

二、路遥的城市叙述

路遥并没有写过纯然的城市小说。像许多当代陕西作家一样，城市对他始终是隔膜的。但对像他这样的“知识农民”而言，城市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阴影。事实上，“乡下人进城”是他作品的核心故事，虽然他笔下那些作为作品主体的“乡下人”不是陈焕生那样不觉悟的劳动者，而是受过现代教育、但不满他们的现实处境、渴望城市又内心焦躁的“知识农民”。这样，他的小说就透露出很多关于中国的城市、乡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思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他的小说称为城市叙述。城市对他来说并不是具体的城市人的生活，而是一种观照和想象，是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

“乡下人进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的现象。不过，在路遥创作的时候，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的现代化浪潮尚未开始，他还不能从这个角度进行他的城市叙述。就此而言，路遥是以道德而非历史的态度看待这种现象的。不过，和其他陕西作家———如贾平凹———不一样，路遥对城市和城市人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中篇小说《人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缩影。实际上在路遥的早期作品中，对农村人的道德肯定和对城里人的道德批判就已经开始了。《月夜静悄悄》《姐姐》《风雪腊梅》等都是以婚姻和爱情作为作品的主要故事，强调了农村人的朴实忠诚和城里人的油滑负心。但早期的这些道德故事因为情节的单纯和人物性格的平面性而显得肤浅。《人生》则充分注意到人物的复杂性，不再把道德批判的矛头对准某一个人。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有性格的两面性，尤其是几个主要人物：黄亚萍是城市姑娘，一个任性浮躁的城市文化的象征，但作者也让她显出活泼开朗的一面；刘巧珍在爱情上坚贞忠诚，而且即使在爱人抛弃自己后仍然大度地以怨报德，是个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完美者，但作者仍然让我们看到她毕竟没有受过教育，高加林与她可以交流的程度有限。可以说，高加林可以透彻地理解她，而她却无法真正地同样理解高加林。作家这里对刘巧珍哪怕是有限和温和的批评也说明他在使用道德天平时谨慎得多了。但路遥最后的道德砝码显然是投在农村一端的。整个作品的结构由高加林回村——进城——再回村这样的模式构成，最后以回头浪子的姿态回到村里，人物、叙述者和作者对乡村伦理的皈依姿态都是毋庸置疑的。

批评家们注意到路遥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乡土情结”，一种“只有扎根乡土才能活人”的坚定理念。毫无疑问，这种情结和理念路遥是有的，只是他并不那样坚定，而且那种下狠劲的赌气似的语气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从此完全背对城市。既然写的是“城乡交叉地带”，既然“进城”成为路遥小说中人物的一个难以回避的中心动作，城市就像一个攀不上也躲不开的冤家，成了决定路遥小说社会关注的巨大阴影。在路遥的心路历程中，“城”是不可或缺的，那是他人生的目标和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乡”也是不可或缺的，那是他的皈依和平抑内心焦躁的精神家园。他的人生之路和创作之路都充满了这种城乡间的冲突和挣扎：阳光的、开阔的、却又肤浅和浮躁的城市；深沉的、厚重的、却也木讷和沉滞的乡村——哪一个他都不能舍弃。靠了城市，他才充实，才有价值；靠了乡村，他才有了支撑，才有了落魄时的容身之地，才在陌生傲慢的城市给他羞辱时有了峰回路转的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