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我的国

（三）

然而，生活又是那样神奇，那些你仿佛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睡着的时候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曾通读了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百余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书同样与胡适有关。这是因为我在南开讲授一门新闻评论的课程，内容包括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近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我常常想，今日中国人若想找到中国的前途，不妨从当年被日军侵华中断的诸多时论中去找，去那个开放而真诚的年代里找，许多观点足够自由与深刻。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读到了在今日中国一度成为“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触动最大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乡居杂记》系列评论。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忽略与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很显然，相较奥运，我更关注命运。心想虽然物质层面的故乡不再，但故乡的人还在。

也是因为写到董时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找到了我。2009年年初，在网上读到我的相关文章后，景明老师对董时进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尽可能多地帮我搜集中英文资料，希望我在随后路过香港时去取。景明是一个对事业对朋友有着无比热忱的人，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是啊，近十年来，我过的何尝不是如此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最为巧合的是，端午节去景明家中作客，竟意外发现我俩同一天生日，她长我三十岁，而且农历生日是各自老家的小年。感谢命运，因为寻书与写作，我的生活总是充满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