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

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

很多时候，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而关于文学的知识，也大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也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常识，却常常是言人人殊，异见迭出。例如，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似乎很好解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相对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只可描述而不可界定的。文学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样子，就是你所理解的那个‘具体’的样子。因此，如何认识文学的真假，如何判断作家的优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并无一定之规。”

然而，这样的取消主义态度，并没有说明问题，因为，在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克服种族、地域、时代、信仰、性别、年龄等复杂因素的窒碍，赢得读者普遍的认可和长久的热爱。事实上，关于文学的真假和作家的优劣，人们已经从由经典文本提供的可靠经验中，提领、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尺度和批评原则，而这些尺度和原则，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认知和评价的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唯美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是超功利的、无目的的，与道德、宗教、政治和价值领域的事情毫不相干。因此，作家倘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想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必须把‘如何写’当做问题的全部，唯一应该关心的是语言、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

这种饮风餐露的“唯美主义”观念，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见解。完全没有伦理内容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要是经由人的心灵产生的事物，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人的情感态度，都潜含着人的道德反应，都存在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些真正的作家看来，与认知相关的“真”，与伦理相关的“善”，与诗意相关的“美”，乃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例如，莎士比亚就在《十四行诗》（第105首）中说：“‘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

“身体写作”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就是‘欲望’的别名，就是‘身体’的镜像，或者按照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你是一条鱼》的序文中提供的信息：‘文学就是性！’而‘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则是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伪概念，本质上是压抑甚至扼杀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关心的，就不是价值和意义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感官体验，尤其是性的压抑和苦闷，而真正的文学，天经地义地就是释放里比多等内在压抑的秘密通道。”

这种停留于“原始群”时代的观点，本来不值一驳，然而，真是令人费解，它竟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嚣张的一种文学理念。其实，除非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另类”，否则，他的“身体”里必然有一个已经“人化”的灵魂，而他的‘肉身’的苦闷和焦虑，也必然要从心灵这个“镜像”上反映出来，必然要被升华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感受。如果非得把文学变成“身体”的奴隶，非得通过渲染“性”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来表现自己敢于堕落的潇洒和敢于无耻的勇气，那就不仅显示着作家精神的贫困和危机，似乎也在证明着“身体”的病变，践踏着“身体”的尊严。当然，作家应该关心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倾向于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人，更倾向于把文学当做与读者的道德升华、人格发展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事业。

功利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在流通过程体现出来。因此，那些印数甚巨、发行量很大、码洋很高、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那些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作家，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作家。”

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市场的一种文学价值观，但也实在是一些本质上反文学的理念。因为，好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洛阳纸贵、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但商品价值不过是文学的从属价值，而不是主体价值。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家很有名，但并不优秀，有的作家很优秀，但知名度并不高；同样，有些作品很畅销，但并不优秀，有些作品很优秀，却并不畅销。因此，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它不仅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鱼目混珠，而且还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沦为“拜钱教”的牺牲品。

“未来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即‘创新’，即对传统的‘超越’。真正的文学是指向‘未来’的文学，而只有敢于在文化上‘弑父’的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怀疑并否定传统，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发明一种全新的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重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价值体系，甚至像罗伯－格里耶那样把人当做物来写，都是应该鼓励的创新。”

然而，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和盲目的“拜新教”倾向，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蔑视和抛弃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却对西方的“现代”观念和“新潮”方法，低首下心，顶礼膜拜。“现代主义”的作品，被当做新的文学“圣经”；“现代主义”的“大师”，被想象成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埃及的摩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作家倘若要做一个“传统主义者”，要利用那些旧有的经验进行写作，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稳定的立场以及承受误解甚至嘲笑的勇气。

事实上，反传统的“未来主义者”似乎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论现象，因而，高度信息化的电子时代的文学，也并不比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学更高明、更先进。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人类的创造力，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有着不同于科学的轨迹和模式：如果说，科学发展是淘汰式的，即通过否定性的超越，来开拓前行的道路，那么，文学的发展则是累积式的，即通过肯定性的吸纳，来强化、提高创造的能力；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呈现出“线性”的延伸状态，新的必然要比旧的更高、更深，那么，文学的发展则表现为“面性”的共存状态，旧文学完全可能与新文学一样好，甚至比新的更高、更好。因此，南非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说，科学“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文学上，即使“这一代”的天才，也不可以用“超越”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上一代”的轻慢，因为，“这一代”的“天才”，未必较“上一代”的“天才”更高明、更优秀。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路遥，谈谈这个对我们理解“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提供了“支援意识”和经验资源的人。在路遥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宝贵的经验，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比照路遥，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问题，也看见了应该选择的一种方向和路径。

显然，路遥既不是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者；既不是利用“性”作诱饵谋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目空一切的“未来主义者”。那么，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有的作家让人羡慕，但却不让人尊敬——路遥不是这样的作家；有的作家让人尊敬，但未必令人羡慕，具体地说，没有谁愿意像他一样生活——路遥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家。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如果说，《幻灭》作为书名，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的那样，是“富于巴尔扎克特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巴尔扎克所有作品的书名”，那么，《人生》作为书名，则是富于路遥特征的，它完全可以说是路遥所有作品的书名。当然，如果再加上“困难”、“平凡”，那就更能概括路遥文学创作的精神特征.“人生”、“困难”、“平凡”，路遥书名里的这些关键词，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显示着他的文学立场和创作追求。

对于文学，路遥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良好的道路感。他相信文学是有用的，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他知道文学的发展不是“弑父”的结果，而是一种你中有我、血脉相连的代际传承，所以，他对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大师充满敬意。他懂得怜悯、同情和爱的情感对于文学的意义，所以，虽然他有过少年时代被寄养的伤害记忆，体验过贫穷的屈辱和饥饿的折磨，经历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和严重的精神危机，但是，他没有被不幸和苦难摧毁，没有变成自哀自恋、怨天尤人的“恨世者”，没有把文学降低为羞辱别人和发泄不满的工具，没有把写作异化为彻底意义上的“消极写作”，而是努力克服冷漠、仇恨和敌意对自己的影响，对一切生命都心怀善念，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赞美和热情的态度——他赞美大地，赞美天空，赞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热爱生命，热爱人们，尤其热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和价值源于精神世界，而不是来自“肉体”，所以，在他身上，没有风流名士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和高自标树的傲慢，而在他的作品里，也看不到某些作家对“性景恋”的近乎疯狂的渲染，对女性的近乎野蛮的羞辱和伤害——路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上，充满对爱情、友情、亲情等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诗意描写，虽然从艺术上看，他的描写有时尚显稚拙，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却是那么真挚，那么朴实，那么感人。

是的，正是在“先锋文学”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单影只，静静地看着那些“弄潮儿”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他镇定而自信。他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赞许和奖赏，但也经常被人误解甚至被嘲笑。他被许多人当做一个文学观念滞后、创作方法陈旧的“落伍”作家。那些被“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批评家，怀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那些受新潮批评家影响的编辑，拒绝出版他的作品。勃兰兑斯说，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就连圣伯甫那样杰出的人，也不能理解他的伟大，但巴尔扎克依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他违反巴黎习俗，不采取任何步骤使他的作品获得赞扬”（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路遥也是这样。虽然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但是他拒绝妥协。我听一个与路遥过从甚密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当着路遥的面说：“你的作品语言不好，就没有人家某某某的语言优美。人家那语言，才是文学语言。可是，在你的小说中，找不到一句人家某某某那样的语言。”路遥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所以，如果我的作品中哪怕出现一行某某某那样的文字，我都要坚决地把它划掉。”这位朋友说，路遥当时很激动，说道“划掉”的时候，右手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动作。路遥的坦率、清醒和执著，令人悄焉动容，肃然起敬。

我经常听到一些“纯文学”批评家贬低路遥的作品，说路遥缺乏“才华”，说他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不是“真正的文学”。在我看来，这种简单而诬妄的评价，是对路遥最大的无知，是对路遥作品不公的误解。固然，英年早逝的路遥，还不是大师，他的作品也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他的作品，最好的是《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和《早晨从中午开始》，至于《平凡的世界》，则仿佛一盘樱桃，一半是成熟的，一半是青涩的。那青涩的一半，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热情稀释了他的冷静，是因为他把善良变成了无边的宽容，是因为他用自己圆满的想象置换了残缺的现实，他因此丧失了观察生活的深度，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失去了分析人物心理的尖锐和准确，失去了控御文字的节制感和分寸感。然而，成熟的那一半，却是那么新鲜，那么姣妍，那么令人喜爱——仅凭这一半，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的作家，也足以证明他的这部作品是有才华、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如此，就整体来看，他的朴实而亲切的才华，充满一种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现象，因此，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是的，朴实，路遥的文学才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朴实。朴实但不苍白，朴素却又内蕴撼动人心的力量，乃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也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例如，路遥写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写远山近水，疏星淡月，只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如在眼前，让你读了悠然心会，久久难忘。路遥在《人生》里这样写刘巧珍与高加林的爱情：

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傻话！你真是个傻女子！” 高加林把手里的半个鸡蛋塞进嘴里，在他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正好手上一个破了的泡碰在巧珍的发卡上，疼得他“哎哟”叫唤了一声。

巧珍像触电一般抬起头，不知他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她明白了。她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翻起来，嘴里说：“看，我倒忘了……”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包药棉，把加林的一只手拉过来，放到膝盖上，给他抹药水。

……

他们默默地偎在一起，像牵牛花绕着向日葵。星星如同亮闪闪的珍珠一般洒满了暗蓝色的天空。西边老牛山起伏不平的曲线，像谁用炭笔勾出来似的柔美；大马河在远处潺潺地流淌，像二胡拉出来的旋律一般好听。一阵清风吹过来，遍地的谷叶响起了沙沙沙的响声。风停了，身边一切便又寂静下来。头顶上，婆娑的、墨绿色的丛叶中，不成熟的杜梨在朦胧的月下泛着点点青光。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甜蜜地躺在星空下，躺在大地的怀抱里……（《路遥文集》，第四卷，第47－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如此美好的情感，多么像一首令人陶醉的诗！如此美丽的夜晚，多么像一幅叫人流连的画！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体验到了爱情的甜蜜和幸福，也感受到了大地母亲般深沉而温柔的爱意。在我看来，“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乃是当代中国小说家笔下最真挚、最朴实、也最感人的情话，因为，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这句著名的表白，不仅准确地传达出一位农村姑娘特有的简单和纯朴，也表现了一种普遍而真实的爱情心理。的确，在一个热恋者的心里，是只能容纳下一个人的；对一个真正用心去爱的人来讲，眼里是只有一个人的：得到了这一个人，便得到了整个世界；失去了这一个人，便失去了全部的生活。你看，就这么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心理内容，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爱情哲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