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近年英语获奖者都具备“多文化写作因素”

近年来的英语获奖者都具有“多文化因素”

凤凰网文化：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大家普通认为，它的确是很畅销，所以可能是会影响到它的获奖的一个情况？

余中先：可能还是运气问题。

凤凰网文化：要说运气问题的话，那美国是不是也运气太差了。也20年没得了，有人说这里面有一些政治干扰。

余中先：美国也该拿了，是该拿了，但是说起来，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拿，葡萄牙到现在只拿过一次，为什么不能第二次呢？西班牙也是。但是像今年的这几个美国作家可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让他们不一定能拿：虽然他们是英语写作背景，但，你说前两年评的诺贝尔奖里头，像奈保尔、库切，他们都更多的是属于那种英语，主要创作是英语，但是是有多文化的因素，像奈保尔，又是特立尼达，多巴哥，有非洲，又有印度的那个关系，像库切，又有南非，又有澳大利亚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强调文化的，不强调你是主流，强调文化的多样。

西方对我们的关注很不够 写普世价值才能文化输出

凤凰网文化：从作家描绘的这种世界性上来讲，感觉中国作家其实比较薄弱？

余中先：中国作家不能说是薄弱，应该说是从我们受的教育，人们认为的好的文学还是在西方，所以他们更认可这些东西。那么莫言的小说的故事是中国的，他的语言是中国的，但是他的文学，写作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西方的。而且莫言又是一个特别能讲故事的人，在翻译的时候会赚便宜。

凤凰网文化：虽然不能很粗暴的去排名，但是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大概位置，或者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度，您跟我们说说。

余中先：这个是西方关注我们很不够，我说的西方主要还是主流的，西欧的美国的，关注我们很不够。这个当然有他们的资本，中国人学英语学的很好，但是他们不好好学，汉学家也少，这个是没办法的。

凤凰网文化：您乐观吗？比如依靠教育，或者这种商业化、文化的输出去完善。可能吗？

余中先：那个是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互相的消融，我们中国的经济保持这个势头，然后政治体制方面，你又不断地有所改进，更多的取向于一些我们说的普世价值观才行。因为你去读日本，大家就会发现，日本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那中国也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但是这一定要跟大的构架，比如说他体现的这个爱，爱人类的主题，就是珍惜生命的这种主题在里头，你像太跟他的主流价值相违背恐怕也不行。你看莫言写的《蛙》，就是讲计划生育的那些东西，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那就是更体现出对于生命的那种执着。

如果米兰昆德拉获奖 更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凤凰网文化：我明白，然后其实挺想聊一下米兰·昆德拉的，似乎他也是永恒的备胎。

余中先：我当然也希望他拿诺贝尔奖，因为是我们翻译过的，是我们碰到过的，是我们能聊上天的。而这样的话，更满足我们的虚荣心。

文学读者越来越少 少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平衡

凤凰网文化：我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中国之外，这个年代肯定不是一个阅读兴趣很高的年代。

余中先：这个障碍是这样，读者越来越少，少到一定程度以后，恐怕不会再少了。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现在已经到谷底了？

余中先：这个肯定还没到，就是说以前的说法是一本书，譬如说印个四五千，大家就觉得不错了，可能以后会觉得三四千，大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不叫理想，就是比较平衡的状态。

凤凰网文化：保证每一个读者都是有效读者。也是正常的情况，如果全民都读小说，这个国家也是有问题的。

余中先：对，以前不就是有问题嘛，九十年代，八十年代，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总觉得这个介绍翻译评论这个行业的人太少，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又太多。太多我指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做外国文学评论的人多得不得了，以至于我们的杂志发论文都发不过来，这个是体制的问题，大学的老师都在写论文，实际说也没什么用。

余中先，1954年生。《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毕业，曾留学法国，在巴黎第四大学（Paris-Sorbonne）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国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翻译介绍了奈瓦尔、克洛代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克洛德·西蒙、阿兰·罗布-格里耶、昆德拉等人的小说、戏剧作品三十多部。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