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2012年10月11日 10:11
来源：人民网 作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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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改变莫言命运

与大多数人的创作经历相似，莫言最早的阅读是从小人书开始的，小人书读完了就半通不通地硬读大人书。书读得多了，就跃跃欲试地想写。“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后来真正地走上了创作道路，创作的动机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从自然来稿中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更使他“名声大震”，《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使莫言一夜成名，走向世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很多作品，但人们记住的，也就是那么几部，甚至只有一部。而被记住的这一部，往往并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进入90年代，莫言把精力主要放在了长篇创作上。写出了《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后，他又创作了《牛》、《我们的七叔》、《30年前的长跑比赛》、《野骡子》、《拇指铐》等中短篇小说。

“许多人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奠定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把问题绝对化了就不一定对了。我认为短篇、中篇、长篇不应该是等级递进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写出好的长篇可以成为大家，没写出好的长篇但写出了好的短篇照样可以成为大家，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莫言说，在西方，短篇小说集子经常会成为畅销书，一个作家完全可以靠着一个短篇集子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但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时候，读者也需要引导。

莫言式幽默始终含着泪

与早些年相比，莫言近期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反而少了。他觉得，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必考虑影视的问题，尤其不能为了吸引导演的眼光来牺牲小说的艺术。“这几年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越来越难，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描写，写一个人去世后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动物，也许可以拍成动画片。《蛙》要改编成电影难度也很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自由，有人天然就和影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才华。”

多年前莫言在纽约为《酒国》英译本签名售书时，解释自己的笔名是因为小时候话太多了，才取笔名“莫言”，要自己少说一点。实际上他不仅口若悬河，小说语言也是绮丽多姿，引人入胜。在莫言看来，小说中偶尔使用方言，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需要。“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腔，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法宝。所有人物都说一样的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也放弃了中国小说的拿手好戏。”

在很多作品中，莫言讲述的故事悲苦沉重，但他的叙述笔调保持一贯的幽默，莫言说，自己的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这是莫言式的幽默。

如果说，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小说家才逐渐被认识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莫言认为：“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西方读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它原因，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写出人类普遍的境遇，是否写出了打动了所有国家、所有人的情感。

在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娃》是一部冷静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那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