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写作时 我是个皇帝

莫言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莫言继续说道，“那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我们沉重的脑袋。”

那时候，他们这些屁大的孩子饿得嗷嗷乱叫，每天想的就是食物以及如何弄到食物。为此，他们这些凶狠的小家伙竟然想出了吃煤块的主意。

莫言回忆说：“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一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同样的情形，莫言在另外一篇散文里写到过，我们可以看看这篇散文里的叙述：

“一九六○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了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冬天，学校里来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

对比一下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微妙的差别，比如前面的一篇里，吃煤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后一篇里是“一九六○年春天”。时间的偏差我们可以认为是莫言记忆上的一点小小的失误，但是事实的传达上，两篇文章都把那个时代的“饥饿”特征鲜明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其中的饥饿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如此鲜明，也许是莫言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季节背景的原因之一。

儿童时代的莫言们想象力如此丰富，在那个灾荒的年代，没有把他们这些小东西，尤其是莫言这个富裕中农的后代饿死，简直就是太幸运了。按照莫言自己的回忆，他其实是一个命很大的人。这位老兄两岁的时候曾经掉进过茅坑里，还是他哥哥把他拎出来冲洗干净的。

农村的小孩子都这样，就像草丛里爬来爬去的蚂蚁一样孜孜不倦地活着。既然命大，就年年月月地长，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上学念书识字。大家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问题在于莫言这位普通的少年比较古怪，成年累月吃不饱穿不暖的，竟然天生就拥有一个记忆力不凡的脑袋。他六十年代初上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念到了小学五年级。

很可惜的是，因为“富裕中农”的可怕成分，莫言小学毕业之后，就被禁止上中学了。他十一岁就早早辍学，回到乡村当一名“小社员”，给生产大队放羊。莫言回忆说，那时候，放完羊回家，他总能看到小学同学们在农村联合中学里欢快跑动的身影。然后，他就双眼噙着泪水回家。从十一岁到十八岁，莫言都在与大人一起出工的艰苦劳动中度过。他对乡村的认识，对田野的认识，对动物的认识，对昆虫游鱼的认识，远超那些在学校里背诵语录后去学农的小学同学。他可以长时间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流云，长时间地胡思乱想，还可以在家里把大哥上大学之后留下来的词典和几本鲁迅白皮书翻个滚瓜烂熟。我以为，这才是学到了真正的干货。

在那个特定时代，莫言的辍学，居然收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十八岁的莫言获得了去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机会。他以自己的勤恳努力和在文字上的特殊才能，在县城里待了三年多，然后鬼使神差地报名参了军，“混进了革命队伍”。

从一九七六年参军，到一九八一年以二十五岁的超龄获得提干，升为排级干部，莫言当了整整六年兵，而一般士兵三年就要复员回乡了。莫言说过，他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逃离农村，只要有一线机会他都要努力，而提干之后，他就再也不用返回乡村了。

但作为一名文职干部，莫言在河北保定和北京延庆呆着，很是无聊，在极度无聊之下，他开始了小说创作。一九八一年，他在河北保定地区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每篇七十二元稿费，两篇一百四十四元。这笔稿费，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收入。莫言说过，拿到了这笔钱，他立即就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戴上。然后请战友们去吃喝。

摸索了一阵之后，莫言以自己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亲身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售棉大道》，接着他又模仿孙犁的笔法，写出了《乡村音乐》。正是这篇小说获得了孙犁的赞赏，使得莫言在一九八四年七月，获得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的赏识。

在军艺学习后，莫言像是被高手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间他疯狂地创作，发表了近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先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继而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