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扎根于自己身体写作的杜拉斯

　　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赵玫、徐则臣、林苑之。

昨日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00周年诞辰。昨日下午，“杜拉斯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启动仪式暨文学交流沙龙”在京举行。本次沙龙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文化中心、作家出版社与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是今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杜拉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影响巨大。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昨日发言称，杜拉斯佐证了中法文化交流的经历。在翻译家与出版社的贡献下，杜拉斯被一代代的中国读者接受并重读，“我们现在纪念杜拉斯这样的作家，证明了中法两国深厚的文化交流。”

两个玛格丽特之一

“20世纪的法国文学有两种倾向，可以以两个玛格丽特为代表，一是玛格丽特·尤斯纳尔，一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古典经典，一个前卫时尚；一个博学理性，一个敏感感性；一个宏观宇宙，一个内心身体；一个遁世，一个介入；一个具有文学的总结性，另一个则强调文本的创造性。”昨日沙龙上，法语翻译家余中先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1914年4月4日，亲身经历了风起云涌的20世纪。对于20世纪的法国社会尤其是二战后的法国社会，杜拉斯介入颇深：总统密特朗是她非常亲密的朋友，作为文化界人士，她始终面对现实政治发言，写过不少政论文章。但在文学创作中，她始终独立，有自己的文学立场。“杜拉斯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切一个小块进入。比如说她写二战，她绝对不会直接揭露二战德国跟法国的关系，她会以她丈夫为题材，讲一个从集中营出来的故事，集中于人的身体的痛苦；讲亚洲，就讲母亲的小故事，乃至像《情人》就是她自己私密的小故事。这是杜拉斯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经历了那么多历史，她不去做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永远扎根于自己的身体写作，她面对自己最真实最深处的感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北京大学教授、法语系主任董强表示。

因为对自身的文学风格、感觉系统的忠实，杜拉斯的小说未必是最好读的类型，相对而言，读者接触最多的《情人》反而是其中比较清晰易读的特例。“她的作品很多读者可能读不懂、读不出味道，大家就会想，是不是翻译翻得不好，或者杜拉斯水平就这样了，但事实上，这是她用她全部的作品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语库、叙事，她的人物、意识在这个体系中循环，只看一本两本可能无法接触到真正的杜拉斯。”杜拉斯译者胡小跃介绍。

相比许多依靠情节完整、结构严密来推动的小说，杜拉斯的作品更充满了情绪、感觉、腔调，乃至个人姿态。作家徐则臣认为，用词、句子、形象、故事来建构小说，类似于用砖块钢筋混凝土来造房子，有章可循，心里有数。但如同杜拉斯那样，依靠感觉情绪等很难把握的要素来建构小说，面临的难度非常大。“我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很早就学会怎么把故事编得好看，怎么在故事里讲出道理，但像杜拉斯那样，能够把自己对人对事、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性的东西，通过一种非常独特、非常个人化的表达，彻底尽力地挖掘出来，这一点连许多成名作家都是无法做到的。通俗地说，杜拉斯表达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艺术。”

独特的表达方式

如果把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分别作为男性与女性写作的标准，那么杜拉斯往往会被视为女性写作的典范。作家徐则臣在现场表示：有的女作家是女作家，有的女作家是男作家，有的女作家既是男作家，又是女作家，而对于杜拉斯，他评价为“她的确是一个作为女作家的女作家”。

因为百年诞辰，杜拉斯不少简短的名言又开始流传，徐则臣以此举隅：“那些金光闪闪的话里没有几句是有严格逻辑、因果关系的。特别像一个小女孩在任性发脾气，说一点类似撒娇的话。但的确说得非常之好。男作家说话前会想我想表达什么，这个东西是否有意义，能否经得起推敲，但杜拉斯不，这就是她的表达方式，她言行合一。”

女性作家的观感又与男性作家不同，作家赵玫藏有杜拉斯的全部著作，在她看来，杜拉斯典型的短句，可能是她身兼新浪潮电影编剧与新小说派作家两种身份的缘故，“她小说中的短句类似于电影剧本，但她把这种描述变得具有文学性，充满意象。”

青年作家文珍则并不认同“小女孩”的比喻，在她看来，杜拉斯有许多简短而准确的表述，“她看上去任性的叙述，其实是衬托人物对爱的无望很好的注脚。比起‘小女孩’，杜拉斯笔下的人物，更像是一种为爱迷茫、为爱书写以及为爱回归的形象。”

“杜拉斯的小说里面充满了不客观或对政治的浅薄见解，但是她非常真诚地写作，没有要争取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要追求怎样的逻辑思想性的自觉，她只是有这样表达的才华，然后书写了下来。” 文珍说。

杜拉斯在中国

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长盛不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后，她的作品被大规模引进，影响了1980年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王小波曾誉之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1992年《情人》改编为电影，小说更成为文艺青年的必读之作。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世纪之交的“身体写作”中，杜拉斯更被国内女作家频频标举为偶像。

杜拉斯首度见于中国读者，是1980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翻译家王道乾所译的《琴声如诉》，赵玫表示，自己先读《琴声如诉》后读《情人》是非常重要的，《琴声如诉》让她感受杜拉斯的先锋性，对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董强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杜拉斯独特的创作观、文风被介绍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可能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概念，杜拉斯的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创作行为，简洁凝练，看似无心，但具有非常强的意象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风，至今影响着许多的年轻作家。”

但对无意先锋实验的其他读者来说，感觉或许不同。余中先回忆，1984年《情人》刚在法国出版时，他的导师、翻译家陈占元就有一本，“他说我们原来对杜拉斯的想法，可能从这本书开始要改变。”

余中先读过之后表示赞同，“之前的写作方式很前卫、很先锋，包括她的电影作品，如果《广岛之恋》还能懂一点，后来《印度之歌》、《卡车》之类，简直是让人看不下去的极端的文体实验。但到《情人》之后，马上给人风格一新的感觉，像我这样原来喜欢读萨冈的人，都去读杜拉斯了，她引领了当时的风潮，发行量也相当大。”

身为《人民文学》编辑，徐则臣认为，杜拉斯这样的小说或作家在中国，绝不可能获得她在法国这样的文学地位：“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学标准，这样的小说发一篇可以，全都这样，我肯定发不了，因为读者不会买账，批评家不会买账。她用这种方式写了这么多年，而且一直写下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的写作，如果她考虑市场或者是考虑其他的东西，她不会这样写。这是她最不简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