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宋史与文献角度考察《功甫帖》的回复

仅以文献考证论，并不能坐实此帖的真伪。但安歧著录里说，他所见《功甫帖》“前后半钤四印”，而苏富比拍品上的印章却多出了好几个，这是令人起疑的。

编辑部：

承蒙传来刘建业先生从文献角度对《功甫帖》的质疑，并垂询问题。拜读以后，感到仅以文献考证论，似仍难坐实此帖的真伪。兹据刘建业所言各条，略陈管见。

其（1）云：“此帖见诸著录最早为清安岐。翁方纲、李佐贤等属于从安岐处得到信息，此前六百余年无人记载，缺乏流传依据。”此诚为最有力的怀疑理由，但也只是质疑而已，难以确证其为伪作。

其（2）云：“翁方纲考《宋史》，定此帖为苏轼36-37岁在杭州所写。显然有误，苏轼于熙宁初在杭州任职。其时宋朝没有‘奉议郎’这个官名。‘奉议郎’于宋初置，到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奉直郎’，直到元丰三年才恢复原名。其间110余年，宋无‘奉议郎’官衔，苏轼不会写出这个当时不存在的官名。”翁方纲所考肯定有误，熙宁间确实没有“奉议郎”官衔。但刘的考证仍有值得推敲处。

“功甫”是郭祥正的字，现存其履历较详的记载见于《永乐大典》卷7894《临汀志》，其传云：祥正“熙宁间仕至殿中丞，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即挂冠，号醉吟先生。李伯时为之写真，东坡作赞。时方强仕，诸公交荐于朝。寻通判于汀，与守陈公轩相欢莫逆。……继摄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狱，五年而后直。又号漳南浪士，稍迁朝奉郎、高要郡，复弃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这段史料是考证苏轼有无可能书写“奉议”的推论依据。

其（5）云：“郭功甫在宋‘元祐’年间曾获‘承议郎’官衔，没有做过‘奉议郎’，苏不会连好友的官职都搞不清。”这是言之在理的，因据《临汀志》，功甫在熙宁间挂冠，其复出“强仕”应在旧党执政的元祐更化后，《东坡外制集》里《郭祥正覃恩转承议郎制》应是功甫“强仕”后所转的寄禄官阶。其（6）复云：“‘承议郎’在宋末为七品，‘奉议郎’为八品。郭功甫在获‘承议郎’衔前，任汀州通判，获衔后调任端州知州。官阶至少为七品，不可能被授八品衔。故也无获‘奉议郎’官衔之理。”这一推论也有道理，从元丰官制的寄禄官阶与官品来说，奉议郎为正八品，承议郎为从七品，朝奉郎为正七品，正是官品逐级提升的正常过程。也就是说，以正七品朝奉郎知端州（即高要郡）是功甫的最终官衔，功甫在通判汀州后确实没可能再屈就奉议郎的寄禄官阶。但值得注意的是，功甫在熙宁间以殿中丞挂冠，而其再出“强仕”蒙恩迁转的是承议郎，两段时间之间再无迁改的可能。而元丰三年推行新官制，原来旧寄禄官的殿中丞转换为新寄禄官恰是奉议郎，因此，功甫在元丰官制后至元祐“强仕”前的官衔正是奉议郎，苏轼在元丰末再次回朝后与其作别书写“奉议郎”完全合乎情理，也与官制相吻合。也就是说，苏轼在熙宁间固然不可能写此帖，但倘若在元丰三年后至元祐前期书写此帖，文献上就不能推论此帖作伪。

刘其（4）云：“帖中‘苏轼谨奉别’文字，不符宋人信札自称的规矩。苏轼传世信札真迹，都自称‘轼’。从无自称‘苏轼’之例。当时的名人信札，自称也都不写姓氏，这是惯例，苏轼不会单在这封信札上破例。”我未遍观苏轼现存书札真迹，未敢断论其是否都不书姓(编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次辩才韵诗帖》信札之末有“眉山苏轼 上”）。而宋代名人信札一般确实不自书姓氏，但“说有易，道无难”，恐怕也决非没有例外者。例如上海书店出版社版《宋元尺牍》92页《陈襄书尺牍》落款就直书“陈”姓；而122页《林希致刘君秘书尺牍》，落款就作“长乐林希再拜刘君秘书文几”。故而从署款姓氏上也只能质疑，似乎也不能证伪。

总之，从目前所知文献史料，还不能确证清朝安歧《墨缘汇观录》卷一著录的《功甫帖》就是伪作，因而从文献上也就不能坐实苏富比拍品的真伪。但是，安歧著录里说，他所见《功甫帖》“前后半钤四印”，而苏富比拍品上的印章却多出了好几个，这是令人起疑的。倘从这些印章入手，比较其印文与刀法，进行鉴别与考证，也许不失为考定该拍品真伪的一条可行线索。

以上所说，纯属私见，不敢言必，仅供参考。专颂

研祉！

虞云国

（作者系知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