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生计

申 闻

读到《上海书评》（2013年8月20日）中冯永军先生的《五石斋品藻录》时，让人想起了《万象》杂志上的《容安馆品藻录》，固然有趣，却并不十分惬意，恐怕还有些许为尊者讳的情绪在作怪！彼时也正好在读《邓之诚文史札记》，除了满眼史学家名字外，还有遗老的身影及其后人的不幸。看到陈浏（定山）、袁励准（珏生）、张尔田（孟劬）、恩华（咏春）、傅增湘、崇彝（黻臣）、贺孔才、余嘉锡、杨树达、陈庆龢等陆续离世，还有各家藏书、遗物的散失与踪迹。如说到邓以蛰以王铎画让予张子高，不由联想起朱翁季海的《朗润园读画记》。在《札记》中，陈梦家、王世襄等出现时，并未谈及收藏，反而将一直以语言学研究著称的高名凯，不断与书画收藏联系在一起。

高名凯（1911-1965），福建平潭人。自幼家境贫寒，半工半读考入大学，于1935年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升入燕大研究院哲学部。1937年，由燕京大学派往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部，师从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学习语言学，获博士学位。1941年1月回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直至去世。著有《语言学概论》《汉语语法论》等，并翻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等。

《邓之诚文史札记》中对高名凯收藏书画的记录，较集中于抗战后期至解放初期。由于高名凯逝世于“文革”之前，所以他的收藏未见抄没、流散的记录，也不见有人论及。从1944至1959前后十五年间，高名凯携示邓之诚的书画达数十百件，囊括宋、元、明、清各代，真赝杂出，高氏自藏者有之，拟购者有之，求鉴定、题跋者有之。如顾光胤《仿黄鹤山樵长卷》、黄瘿瓢《山水册》、管道昇《碧琅庵图卷》、钱叔宝《栈道图》、陈白阳《风雨归舟图》、谢时臣《岳阳楼图》、钱叔宝《观世音像》、徐青藤《花卉卷子》、石溪《黄山图》、王之望书《过栗亭诗》、大涤子《山水》、新罗《花鸟》、姚剡画扇、敬一主人画竹、沈石田手卷、祝枝山手卷、孙退谷所藏东坡书《司马温公碑》、司马相如玉印、乾隆小玉玺、大政殿宝一纽、梅道人画竹卷子、高江邨旧藏《元明小楷十二种》、王孟端山水卷子、陈白阳牡丹芙蕖秋葵水仙四秀锦卷子、沈石田所书条幅、李西涯行书卷子、杨升庵《赠段坐》五律、袁崇焕所书直幅、文衡山八十三岁所作小楷，以及倪云林、盛子昭、文衡山、李士行、王烟客、杨龙友、陆天游诸家画作。邓氏曾以《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画作赠高名凯，并为其藏画题跋，如《题黄瘿瓢百花卷子为高名凯》诗之类是也。

高氏长期经手书画，除个人嗜好外，似有为生计奔走者。1949年10月以后三年间，《札记》有关高氏送书画的记录几乎空白，可能因其正处于对时局的观望中。1955年是高氏有出国、讲学等公务，较为繁忙之故。大抵从1952年高名凯转入北大任教后，其送示书画开始逐渐恢复，到反右期间也并未停止，这也间接反映出当时书画收藏市场的实况。

据高氏所藏书画钤记，知其用印有“高名凯收藏记”、“名凯珍藏”、“高名凯”、“高名凯陈幼兰同赏”、“平潭高名凯收藏之记”、“曾在高名凯家”、“高名凯鉴藏印”等。他当时经手、自藏的书画，近年陆续有现身拍场者，如文徵明《山斋待客图》卷（韩慎先藏）、文徵明《修竹乔柯图》轴（严群藏）、钱谷（叔宝）《夏日村居图》卷、董其昌临米芾行书（诚府旧藏）、董其昌仿吴镇山水轴（王季迁题签）、方从义《山居图》轴（欧钵罗室旧藏）、倪元璐《秋江放棹图》轴（严群藏）、萧云从《寒山雪霁图》轴（张珩题签）、王原祁《溪山独钓图》卷（邓拓藏）、恽寿平《云山烟雨图》轴（庞虚斋旧藏）等，以明清两代为主，不乏名家精品。另，南京博物馆藏曾昭燏捐赠敦煌所出“大般涅盘经卷第二十二”，卷首亦有高名凯藏印。由此可见，高名凯从事语言学研究之余，书画收藏是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