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嘉宾发言摘登

莫言

贾平凹

陆建德

刘梦溪

张西平

黄平

刘东

季进

严绍璗

曹寅

阿来

李敬泽

安娜·约万诺维奇

白睿文

黄靖

范耀麟

陶幽庭

饭塚容

科罗博娃

狄伯杰

吉莱

苏菲

司美茵

安泰毅

施寒微

菱沼彬晁

吴秀卿

马克·哈力森

尤里·瓦季莫维奇·塔夫罗夫斯基

瓦希德·赛义德·阿卜杜哈德

陈怀远

施寒微（中国研究学会会长、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兼奥顾斯特大公图书馆馆长）：早期的德国汉学家通常把他们研究中国的学问立足于研讨古代中国，而不是用于探求新中国的事物。结果是当代中国本相与德国汉学家所研究的中国之间产生了逐渐扩大的鸿沟。

这道鸿沟留下的阴影直到今天。由于我们在中国研究中无法完全消除偏见和抑制某些特殊目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详细分析异同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通过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今后将在许多方面获得更多的见解。

莫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研究。无论哪个国家的人研究中国文化，不管是历史文化还是当代文化，不管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汉族文化，他都必须把研究对象跟他所熟知的本国文化进行比较。这样他就会认识到他研究的文化对象的长项，也会认识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文化的某些需要改善或者需要提高的地方。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旦公布，被自己国家的人所阅读，就会变成一种文化交流，就促进了人类的文化发展。

另外，我感觉到如果要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化，尤其是要翻译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汉学家必须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作家的心态，这样他的翻译才能够生动传神。

安泰毅（以色列前驻华大使）：尽管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挑战，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不同的目标，但大部分国家都希望向他国讲述自己的故事，传播自身价值观或至少是提升自身形象。文化外交是指利用一国文化对外国受众展开外交，并在国际舞台上投射自身的正面形象。

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早展开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我们采取的方法不是解释以色列，而是通过全面多彩的方式展现以色列。我相信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以及公共和文化外交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提升了两国的形象，又使两国建立了强大的友谊。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生活，这个环境也可以叫做文化环境。无论哪一个民族，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拥有一些共同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除了生活方式，文化还有精神价值的层面，比如宗教信仰、艺术和美学、伦理道德、哲学等。但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况。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同时，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具有侵略性——中国绝不是世界的威胁。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存在的世界，我们需要承认文化的差别，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尤里·瓦季莫维奇·塔夫罗夫斯基（莫斯科友谊大学国际新闻学教授）：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和物质贡献是不可胜数的。在17到18世纪，凡是由中国传来的事物几乎都在欧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经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华文明才开始受到西方的俯视。这使得不少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要求摒弃一切传统，即使是现在，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仍然低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我发现，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遭到了严重的低估。

如今，我们分析和解释中国梦的战略，更不应忘记告诉学生和读者们中国在战胜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英勇贡献。这段历史是中国与全世界不可分割的纽带。

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我们通过对话交流实现求同存异。首先，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第二，中外交流对话使得中外沟通彼此之间能够共享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的尝试。汉学家们的努力已经证明了这两个命题。

即使是在共享的领域，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有怎么解决在彼此尊重基础上来对话的问题。由于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平等对话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天，随着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同社区之间交流的深入，要认真面对彼此的差异，我把它叫做“求同也求异”。通过求异我们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就能够使交流也变得有内在的冲动，愿意去学习、去沟通。

司美茵（英国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英中两国都高度重视博物馆的发展，都在努力打造强大的博物馆文化，加强两国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恰逢其时。

英中两国博物馆之间会有更多往来，但两者之间的签约协商却面临诸多困难，这是因为两国博物馆体系不同。这些困难并不涉及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启示我们清楚彼此间的区别在哪儿，哪些问题可能阻碍双方合作。对此，我们应当加强沟通，理解彼此面临的限制性因素，双方都应在每一次合作中努力调和矛盾。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通过近30年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对当代的西方汉语学、日本汉语学和东亚汉语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中国学术界、中国文化本体的研究者开始可以和汉学家进行比较深入的对话。

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不再是中国文化本土自身的研究，也不再是海外汉学自成体系的研究，而是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我们中国学术界来说，中国学者已经不能再无视于国外汉学的研究，而是需要认真地学习和对待国外汉学研究的成果、思路、背景、文化特点，通过对话更新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更新我们的思路。同时，正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入了海外汉学的翻译、研究和对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的文化史开始形成。

陶幽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副教授、中国美术史博士）：跨学科合作的研究需求已在不断增长是不争的事实，汉学研究必须重视这种需求。

在目前跨学科合作需求日渐增多的形势下，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积极响应，出台了以茶研究为主体的项目合作计划。这项计划在以中国研究为核心的前提下，引进了涵盖艺术史、地理与营养学、历史、文学与戏剧、医药学、植物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项目，在不同领域研究茶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小组旨在推进“加州大学戴维斯茶文化与科学中心”的建立，并已就此与加州大学“中华饮食文化研究特色孔子学院”和新成立的“世界食品研究中心”展开合作。我们希望能与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汉学同仁合作，最终将茶研究扩展到全球范围。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具有颠覆性的，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

一方面，我们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开卷，都是在主动拥抱新异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具备深厚的汉学史知识，从而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了解那些学术话语的来龙去脉，了解别人可以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以便同时看穿他们的“洞见”与“不见”。只有这样，才算是善于利用弥足珍贵的汉学著作资源。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迅速崛起。各国、各民族的人都有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这一了解不仅是语言、文字、文学上的了解，还想了解你的心、你的价值理念等。

在碰撞和交融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差异。要把汉学重新弘扬起来，必须要完成汉学现代化的进程。所谓的与时俱进，必须要在汉学的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所得，因为文化不是静态的，是根据你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发生的。从这个基础上讲，中国的汉学家、外国的汉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完成汉学现代化的重新再出发的启蒙运动。

狄伯杰（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印度的中国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是个新现象。由于起步晚，印度的中国研究有些不足之处，尤其是一些专家低估了中文在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认识到，不具备语言知识的中国研究永远会存在缺陷。中文课程最早由加尔各答大学于1918年设立，尽管经历将近百年的时间，双方政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存在学科与区域研究的一体化问题、中文图书及数据库问题、奖学金数量及资助机会很少等。

基于印中两国的经济增长和潜力，印度中国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都认可中文将在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促进并增强印中之间的了解。

马克·哈力森（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人文学院亚洲学系中国学分部负责人）：理解文化不是要理解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分割性，而是要理解文化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是在不断变化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便是探求如何打破中国和西方界限的范畴，证明这种对话交流是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本身并不是科幻作品，但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科幻作品能够打破中西方界限。

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理解与表达的转化，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普适的或同质化的世界文化，而是要看到我们所说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化集合。

吉莱（土耳其安卡拉德兹大学副教授）：目前土耳其的汉学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土耳其的汉学系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倡导建立的。这个学术传统的缓慢发展满足不了今天时代的需求。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国家汉办的“新汉学计划”为培养新一代土耳其汉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中土关系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仅仅发掘了合作潜力的很少一部分。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必将更加密切。两国需要更多的专业口语和书面翻译人才，更需要培养新一代汉学家。

陈怀远（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和全球化中心研究员）：当今更多的学者认识到欧洲的现代文明只是现代文明其中的一个。基于其他文化传统产生的现代文明与最先发展的欧洲现代文明不是时间的关系，而是一与多，产生于每一个不同文明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就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文明中，比如在中国的儒家天下概念中已经有了新的对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产生，这些新的理论有利于建设人类社会的世界规则。

李敬泽（中国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是一项最新的、大概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资助计划。首先，工程所资助的对象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二，这项工程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接受申报，2013年度的资助项目将在年底前确定并且实施。第三，按照计划，这项工程每年将资助100种左右的翻译作品。第四，在收到申报之后，我们会每年组织一次评审，从申报者中确定资助项目。第五，原则上只接受中外出版机构、经纪和版权代理机构的申报。

饭塚容（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现在，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相信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越是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都将永远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的最佳手段。尽管目前客观环境并不乐观，但是，我相信今后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挑选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给日本读者，为现代的日本人了解中国这个邻邦、特别是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提供最有益的帮助。

曹寅（中国文艺评论家）：影视作品译制与文学作品译制不同，除了文字翻译外，还需要运用配音这门语言艺术，需要在精准的剧本翻译基础上，通过语言的情感表达，对影视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使人物更生动、更丰满、更立体。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译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环节来完成：一是精选内容。二是剧本翻译。三是演员配音。四是后期制作。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感到在影视作品译制工作中还需要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处理好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影视作品的译制是否成功，除了在词、句翻译上要准确外，更重要的是文化转换是否到位。二是要贴近对象国观众习惯，实现语言本土化。

苏菲（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进入新世纪，各国文化与生活方式依然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展现，文学也展示了每一个文化的独特之处，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对文学、哲学以及其他文本的翻译使得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成为可能。

相应地，从事这类文本翻译的译者也是卓越的文化传递者。他们要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读者展现文本，并为移植到不同环境中的文本注入新的生命。因此，译者实际上是在重塑文学作品，如果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学将会永葆生机。

阿来（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今天笼统地讲中国学，一定会包含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但是在实际的探讨和交流的过程中，汉学的讨论中，我们很少发现关于中国的非汉族的内容。

在多元一体的国家里，民族文学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何把它译介到世界各地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在文学上把别的语言中的经典作品陆续翻译到藏文世界里面去，可能有助于将来新一代年轻人区分自己正确的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

安娜·约万诺维奇（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讲师）：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塞尔维亚出版界掀起了莫言作品的翻译热潮，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汉塞翻译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莫言作品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修辞技巧，以及作品中所隐含的浓重的民俗、文化及历史因素。因而，从英文或其他某种语言翻译实在可惜，莫言的作品更应该直接从汉语翻译。

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的当下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中国文学作为文化传播的最好媒介之一也很受我国读者的欢迎。

白睿文（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文学翻译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除了译者要具备双语能力，还需要对文学和文字本身拥有一定的敏感性。除了了解中国文学传统，也需要对自己文化的文学历史具备深刻的认识。当然还需要毅力——文学翻译本身是艰苦而孤独的一份工作。

在美国，翻译小说是出版界很不重视的一个类型。虽然这10年以来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作者和译者一样都处在比较劣势的位置。此外，电子和咨询的革命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是孤独的翻译者要面对的新挑战。

瓦希德·赛义德·阿卜杜哈德（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我们在作品翻译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来决定这部作品。我们需要中国有关的研究部门帮助我们决定哪一部作品是有代表性的、特别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是帮助出版的问题。

培养一个好的翻译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掌握母语和外语以外，还要求翻译家掌握外语的文化、历史、环境。有的翻译语言水平特别好，但是缺乏文化背景和历史知识，就可能发生错误。

季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双向互动的背景下，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中国当代文学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并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文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对西方文学熟悉和关注的程度，与西方对我们关注和熟悉的程度还是不成正比。

当下的中国文学应该做的，一方面是敞开心扉，跟世界文学展开更加深入和频繁的对话。另一方面，更应该思考我们如何重返自身的文学传统，以自己的丰富文学实践积极参与到整个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中国立场。

菱沼彬晁（日中演剧交流话剧人社常务理事、国际演剧协会日本中心理事）：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戏剧评论家田本相先生说，中国话剧的历史与中日两国戏剧交流历史是叠加在一起的。日中话剧交流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可是现在的状况却不得不说是处于停滞阶段。原因很多，包括没有优秀的创作剧、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辅助金被制度化，严格要求对创作进行制约等。虽然话剧市场化，大制作也有所增加，但制作费的增加不符合观众需求，都带给我们很多困扰。

范耀麟（泰国政法大学教授）：1807年左右，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些动向，泰国国王下令翻译了一些中国的典籍，包括《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近代的一些中国作品也有一些译本，但是反响都很一般。值得一提的是诗琳通公主，最近倒是翻译了中国作家的几部作品，如王蒙的《蝴蝶》、方芳的《行云流水》、池莉的《城》等。

关于中国作品不够轰动，我想是因为泰国缺少更多文艺批评家。很多作品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像《三国演义》，经常有人评，后来上了广播，后来又做成政治讽刺画，把古典的东西融入到这个时代的信息中，有助于作品的推广。

严绍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关于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事实上包含着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某一个特定地区的文明深层次的价值和价值作用；第二个层面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讲的是世界文明中的某一种文明体对中国文学、中国文明深层次的价值作用。在这两个层次相互碰撞的点位上，就是这两个体系、两种文化之间可能形成的价值意义。

国际汉学家、国际中国学家以多元视角对中国文学进行的理性评价，他们从理性上加以探讨、阐发，揭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民族性，又阐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

吴秀卿（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国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戏剧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还是口头上的文学或者演出，也是民间各地区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是信仰，也是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戏剧，整个演出环境问题都是我们戏剧研究的范围。

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戏剧文化的理解。韩国戏曲文化没有中国这么丰富，因而对于戏曲这个词的概念很宽泛。用这种比较广义的戏剧概念来研究中国戏剧时，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大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戏剧。给不同文化里的人展示对方文化的交流，对戏剧发展很有意义。

贾平凹（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这一代作家的命运。记录、表达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宿命，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的文学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完成了向西方的学习。几经折磨，我们终于走出了沼泽地，我们的作品才形成了对政治、道德的审美和批判，才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只有写出中国国情，才能使作品有别于其他的价值。中国的文化是几千年没有断裂和消亡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才是我们文学要写的东西，写出来才可能是不模糊的，效仿别人的文学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民族的创造力逐渐增大，外部世界看中国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里看到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同样在中国文学里看到这种意义的文学的新的价值。

科罗博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立人文大学兼职副教授）：俄罗斯和中国文化交往历史悠久，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学是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对彼此文学的研究对两国的友谊具有重要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1966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成立的。多年来，远东研究院的学者在一起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三卷。俄罗斯汉学家集体工作的协调一致是合作的好榜样。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才出版了这部百科全书，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很好的例子。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相比以前不少人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如今的中国当代作家跟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一种可贵的和解，他们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也看到了以后努力的方向。但这种认识并不是排外的，他们总是觉得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有这块土地，我们的命运跟社会的现实血肉相连，无法分开，这是大家的宿命，也是大家的责任。我觉得当代作家的包容性非常大，能够拥抱世界，也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传统。

（本版发言摘登由陈璐整理，有删改，未经本人审核，按照会议发言顺序排列；本版图片由喻非卿、叶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