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戏本身就强调女性主义”
新快报：在《金锁记》之后，有计划尝试创作其他剧作吗？
王安忆：剧作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对于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自己至今还是没有信心来原创一出戏，我的东西都不属于有剧烈冲突的范畴，所以要等到有一个适合改编的故事，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新快报：这次解“锁”，觉得自己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张爱玲，还是舞台呢？
王安忆：舞台。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本身就像一个戏剧，在戏剧性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包括戏剧化的环境和人物不幸的身世、饱满的情欲、强烈的性格等等。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舞台，除了要把整个故事都以对话的方式来叙述出来，还有空间要处理，而当时自己还从未写过剧本。
新快报：关于张爱玲，人们总是喜欢将你们放在一起做比较，对此您会有抵触吗？
王安忆：我是稍微有点抵触的。尽管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夸奖和评价，但是事实上我和她确实很不一样。她是我的前辈，不仅仅是时代背景和环境上的差异，我们从本质上就不同，如果要用张爱玲来解释我的话，是不可能解释得通的。
新快报：张爱玲的原作、您的改编、许鞍华的导演、焦媛的演绎，在人们眼中，这“四个女人一台戏”有着很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对于男性观众而言，您觉得他们应该从怎样的角度切入去欣赏这部作品？
王安忆：男性应该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女人的世界是那么的小，但是女人的欲望和要求却非常高涨的。这正是曹七巧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在女性身上的一种原始性，也是能够让男性为之折服的。
曹七巧没有文化的教养，没有所谓淑女的概念，甚至没有被社会化，对于一个社会人应该要考虑的问题，她全然不顾，就连伦理也可以抛弃。可以说这个戏本身就是强调女性主义的，但我们不能狭隘地去理解曹七巧的遭遇，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里面，她能多大程度担负自己的命运呢？事实上，这是放大到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
“为生在这个时代感到特别幸运”
新快报：对于您的新作《天香》，一些读者觉得缺乏曲折吸引人的故事性，读起来有点闷。从《长恨歌》到今天，您觉得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王安忆：我的东西都不是有剧烈冲突的那种，写小说吸引我的是写人物性格，这是一种渐变的、细腻的情感线索，这和我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不变的还有我一直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这部小说里每个女性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写作时有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推动我写下去。
如果要说变化，那就是写了一个我最没有经验的故事，以前我的写作都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跨度百年的历史故事却是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花的时间很长，将近两年。
新快报：刚才说到冲突性不强烈是您写作的一个特点，这恰恰与畅销小说很不一样，今天浅阅读年代的到来，让人担忧“小说已经沦陷了”！您认为呢？
王安忆：我们现在看小说都太着急了，包括我自己，总想马上知道下面是什么。但我还是为生在这个时代里感到特别幸运，市场化总比以前的意识形态化要好不知多少倍，对此我个人是保持乐观的，阅读就应该多元化，各取所需。那些功利主义什么的，不少都是媒体一手制造，并不代表是大众所关注的，我怀疑大众是否能这么通透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还是到头来成了“被关注”。
新快报：选择在校任教的你，就是想借学院的高墙筑起一个隔绝喧嚣的“成桃花源”吗？
王安忆：留在学院有个人的原因，我觉得仅仅呆在作家协会很空洞，所以想到一个实在一点的单位去。事实上，我对教学感到很大的兴趣，如果我们今天对文学还有一点责任感的话，我觉得文学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至于市场有它的规律，一本卖不出去的书也说明它的品质的问题，而创作的自由是作者才能的问题，不要用自由与否来为自己开脱。
回应百度文库版权纠纷 “维权意识是大势所趋”
文学方面的网络侵权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早前，包括贾平凹、刘心武、韩寒、郭敬明等在内的50余位中国作家更是联合署名声讨“百度文库”。对此，王安忆表示，网络完全是一个敞开的、难以控制的传播平台，“《著作权法》是保护作家权益最有效的法律途径，而我们作家本身维权意识的提高也是大势所趋，我认为目前我国总体上版权保护的形势是好的。”
“我不喜欢电脑，也不喜欢网络。除了因为眼睛越来越不好使，还有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多信息，生活简单点不好些。再说，网络上的信息来源常常也是不可靠的，不值得去费神。”王安忆坦言，自己在生活中基本是不上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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