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隐于市：为什么文人总是热衷于书写北平？|洞见

2018-07-13 13:32:42 凤凰网文化侯磊

导语：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今日公映，无论最终效果如何，都必定是今年暑期的现象级作品。而电影的面世也让原著小说《侠隐》，在出版多年之后被更多人关注到。

《侠隐》写了一个武林复仇故事，但更像一部北平生活史，某种程度上对北平的诸多描写盖过了情节和人物的存在感。王德威在第一版《侠隐》的序中提到：“北京（或北平）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事实上，这种传统从民国时就开始，现代文学中无论老舍、郁达夫、张恨水，还是鲁迅、周作人等等，都用文字勾勒着这座古老的城市。为什么文人总爱书写北平？

评论人侯磊指出，民国时期的文人在文化倾向上有新旧之分，大量新派知识分子通常是循着近代化的思路批评北平的，而旧式文人则将北平视为延续传统的代表，常常发出故都之叹。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而在文化相对保守的北平就像个天然的冰箱，保存了旧式的生活方式，而当北平不再作为首都存在时，帝都文化也随之退场，这座城市成为了文人们的乌托邦，既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也被赋予了理想城市与生活方式的美好期待。这时候，新旧文人面对北平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一致。

1947年的天安门地区

张北海先生的《侠隐》其实出了很多年了，直到姜文把它改成电影《邪不压正》才被更多的人翻了出来。只是电影演的是一个江湖复仇故事，书却并不像在写武侠，李天然的存在感远不如切一斤半羊肉、吃炙子烤肉加半斤白干、“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更不如一条条像地图般详细精确的北平街巷。实在有点弄不清，作者是为了讲个武林故事，还是就为了写写童年时的北平。

世事一场大戏，人生几度秋凉。感人的作品会让人忘了大戏，只记得秋凉。

《侠隐》与《邪不压正》

北平固然没上海洋气，但也有它多元的地方

北京叫作北平的日子，是1928年到1949年，这时的北京不再是首都，虽然日伪时期被日本人改回了北京，但不被承认。大凡描写北平的作品，多有个“神功”，即将宏大叙事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看到的是衣食住行，描写的是社会变迁，而这样的作品最接地气，最纯粹，也最贴人心。比如老舍《我的理想家庭》：“除了为小猫上房，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叱白脸的。”

曾有学者认为，民国时上海是多元的，北平是一元的。北平固然没上海洋气，但也有它多元的地方。北平寄居着历代被淘汰下来的人，前清的遗老、北洋政府的寓公、国府的大员、东交民巷里的洋人、留洋回来的博士、旧式的文人雅士诗人大侠、日本浪人、歌星舞星、绝世名伶，也有老派的绅士，城市里走着穿长衫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穿西服的、短打扮的，各种贩夫走卒、小商小贩，乃至中共地下党，都曾活跃于这座古城中。正是北平的多元，能让张北海笔下的大侠容身。

1947年的北平珠市口

北平的美景能从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老舍的《想北平》中读到。听长辈说过，1940年代北平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是早晨从城里骑车到香山，爬上去再爬下来，然后还要回学校打一场篮球赛；而中产人家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西单看场《北非谍影》或《野人泰山》的电影，再去吃顿西餐。不方便的是打车，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且费用不低。

在北平，玩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再有见识的人也不敢吹嘘自己会吃会玩。玩即文化，如戏曲，过去人对于戏曲异常迷恋，同一个唱段会分流派、分演员、分演员间的合作、分演出时的状态，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些组合都成几何形式计算。每一次中都有深刻的比较，俩戏迷可聊上三天、三个月。这些游戏中，又带有比赛优劣和学识的性质。“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没有空城计也没有杨四郎，却能让古城人把时间都耗进去，直至电视剧《大宅门》中，有了人与戏曲演员相片结婚的事。

北平四处响动着的单弦、大鼓等，曲调优雅，唱词是清代落魄文人所写，内容是出世的倾向，写的是辞职到山中隐居，享受渔樵之乐。“卸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紫绶金章，懒做辞王，跳红尘出世外闲居旷野”，这样唱词成为鼓曲中的主流，也无怪乎熏染得北平人知足常乐，逍遥自在。

传统的游乐与消费不一定能成正比，清风明月本无价，有了苏东坡般的心境，反而能达到更好的享受。养动物、斗蛐蛐，一般都不花什么钱，过程注重体验。斗蛐蛐要亲自去抓，而不在于花钱买名贵的蛐蛐儿罐。诸多玩乐，随便粘上一样儿都可以享受上一辈子，粘上几样儿就成了八旗子弟，只不过不是所有玩家都能成为王世襄。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同样，北平更是个养穷人的地方。它总会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老旧的地方，供落魄的人居住，而不会想着全部拆平，建设成高大上的住宅。一座结构完整的城市，总少不了会有它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区分，北平的城市平民很多，但他们尚且能保持平衡，对付着自己的生活，维持着整座城市的正常运转。

截止1949年，北平虽然只有二十七所大学、三家出版社、二十多家报纸、二十多家杂志，却始终是中西、新旧文化交织的一块重地。长期的交织使得北平成为艺术上“京派”的大本营，京派文学、京派绘画、京派的戏曲，都是人们自我标榜的标签。精神文化不是奋斗出来，是养出来的。一座以消费为主的城市，给世界的贡献不一定是产值，而是其文化。

当北平成为一座普通的文化古城时，它便有了自己的纯粹。不少北平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清澈见底，如积水潭的水，如林海音《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眼睛。

当北京成了北平，便多了几分可爱

北洋政府下台以后，北京不再是首都，大量的政府官员和家眷搬家到了南京，北京一时间人口不多，物价也平稳，此时便是个纯粹的文化古城。文化古城做什么呢？安心生活吧。

文人的思想多分为新旧，现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不过是半部文学史罢了，民国时新旧文学是并存的。除了白话文以外，还有大量的传统文人，坚持使用文言文、旧体诗，京剧剧本甚至大鼓词仍在创作。人的思想不能一刀切，文化倾向上有新有旧很正常。

北平原是塞北幽燕，有着无数的缺点和不招人喜欢的地方——风大，土多，人事多。小时候北京的春天，会下黄土，风刮得天都黄了，后来有了词，叫沙尘暴，是风把内蒙的沙子吹过来了。这里也还曾号称过“塞上江南”，是移民城市，连北平菜都是以鲁菜为主，有一部分自己的，再加上四处外来的，就成了更好的。新派文人针对这些问题，对北京始终是批评的，他们看待北京城是从国家、社会和现代化的角度，比如城建设施是否合理和足够人性化，而封建帝王时期的建筑如何使用并是否保存等。

1920年代前后，大量的新派知识分子是激烈且极端的，他们会将北京批评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写过一篇《北京十大特色》，严重批评了北京市政等问题，认为北京缺乏公共精神；而章依萍等也没写过什么好话，认为北京贫穷落后，衰老颓废。最极端的例子是浙江的新派教育学家经亨颐，他主张把故宫拆卖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

而旧有的文人，则将北平视为延续传统的代表，对北平发出故都之叹。北平生活着大量的清末宗室和前朝旧臣，他们之间的唱和，多是将北京美化如康乾时的古董。

电影《邪不压正》中的正阳门镜头（图片来自网络）

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民国画家溥心畬曾长期居住在戒台寺，他自号为“西山逸人”或“旧王孙”，作诗云：“只有西山终不改，尚分苍翠入空廊”。而民国掌故学大家瞿兑之（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之子）为此竟写了一本《燕都揽古诗话》，给北平每个古迹写一首诗。而张次溪也是一生整理北平的梨园史料，是民国时对北平研究的珍贵记录。

民国是个十分新潮的时代，而北平趋于文化上的保守，好像是个天然的冰箱，保存了旧式的生活方式。如清末唱戏，广东上海等地都有女子登台，而北京始终严禁女子登台和男女合演。到了1930年代，终于可以男女同台，并且旦角受到极大的追捧，大量的南方文人生活在北京，对北京和北平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周作人在1924年作《北京的茶食》一文，表示北京的饽饽（点心）一点也不好吃，似乎不大喜欢北京。而1936年写《北平的好坏》，谈到了北平的好处与落伍：“大约第一便是气候好吧；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以说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治。”周作人这三点总结，能看出以他为代表的京派文人的倾向。京派文人不是京味儿或京语文人，他们热爱北京，多是受传统文人的影响，主张创造人性的、人生的、诗意的艺术作品。北平成了心存旧念的文人最为理想的怀旧场所和生活方式。

而周作人反感的，居然是京剧。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这个行业的俗语是：“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赚钱。”南方的京剧被叫作“外江派”，剧目叫“外江戏”。周作人认为，京剧把原本民间的、原生态的内容，经过皇家文化的熏陶弄得丧失了原始的天真趣味。鲁迅和大量的南方文人都持此观点。有这样的观点的前提，是南方文人的反清，因为清朝是不好的，北京是清朝的首都，到处都是遗老遗少，所以京城的文化也是不好的。这证明周作人的革命与维新。当北京不再是首都而成为北平时，就意味着帝都文化在退场，北平便多了几分可爱。

1947年，景山顶上的茶馆

郁达夫写了《故都的秋》，写尽了北平之美。北平的美，恰恰在于它的多彩。北平的很多地方，都在仿照他处，如江南园林，外加本身的塞北风貌。北平有他处的美，他处却不一定有北平的美。正如北平的秋天，中国人自古以来多是悲秋，但洪昇在北京写《长生殿》时，《惊变》一折的一曲【粉蝶儿】，便是唱的欢快高亢的秋：

“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苹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

这一曲是化用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曲词，而此用来描绘北京的秋天最为恰当。

北平是文人们的乌托邦，既暂别了政治，又能在此享受文化生活。过去的文人，在台上时总想着归隐山林，下台后又开始指点江山。而这一次下台的不是文人，是北平这座城。这会立刻解放了人心，人在北平不再有大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不再焦虑。

同为古城，北平与苏州、扬州、杭州最不同的是，它近八百年以来一直做首都的古城，是帝都。当一座城市是帝都时，人们不一定喜欢它，但当它不再做首都了，人们又觉得惋惜。此时，不论新旧文人，在热爱北平享受北平的安静祥和上，可算一致了。

除了怀旧，更要创造我们的理想城市

北平是一座充满了未来可能的，迈步走在现代都市化大路上的城市。张恨水曾在1926年写过一篇《未来的北京》，他认为以后的北京，汽车肯定比洋车多，且打车费越来越便宜，而大学都搬往了城外，因为城里太过热闹无法读书了；但因为发达，东西贵了，人工也贵了，并且女权膨胀得厉害，女招待们会在你走的时候“伸出一双雪白的手，和你握着，说一声：‘谷得拜’！”

而更为理想的，是老北平人老舍笔下的日子，他在《我的理想生活》中写道：“家中不要电话，不要播音机，不要留声机，不要麻将牌，不要风扇，不要保险柜。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帼帼随意地鸣着。”

中国有三代入籍的传统，在一个地方生活三代，就算这里的人。因此，北平在溥心畬、穆儒丐、老舍、唐鲁孙等八旗子弟，或是居京几代的朱家溍等文人笔下，才像个人心安稳的故乡。哪怕是到了现在，很多老北京人还会认同自己是北平人。北京先是自己的故乡，然后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民国时期北平的户签（本文作者提供）

我家的旧物中，保留了一个蓝色铁制的户签，上面写着“北平市第五区”、户主、职业、第几保第几甲、男女各几口人，令我始终不忘自己是北平人。北平是一种文化认同，同样是在城圈儿以里的地方，对外省文人来说是“他者”、是生活场所、是研究和欣赏的对象，而对老北平人来说，这里就是“自己个儿”（自己、独家、自家）。一个人的自我不论好坏，他最终都要接受自己。

张北海13岁起随家人迁往台湾，后来到了纽约。他在《侠隐》中，把自己的心落在了童年生活过的北平，学者王德威评价：“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