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揭晓 贾平凹再获年度杰出作家

凤凰网文化讯4月25日下午，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广东顺德举行，包括贾平凹、阿来、孙郁、沈苇、谢有顺、张执浩、笛安、毛尖、徐则臣在内的数十位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云集于此，共同见证这一文坛盛事。

典礼现场揭晓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7大奖项，贾平凹凭新作《老生》荣膺“年度杰出作家”大奖。徐则成、沈苇、李洁非、毛尖、文珍分别摘得“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文学批评家”、“年度散文家”和“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 

在网络文学蔚然成风、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的当下，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特地增设了“年度网络作家”，正式向网络文学作者伸出橄榄枝。今年有三名网文作者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他们分别是：柳下挥（都市情感类）、赵熙之（军事历史类）及邵珠（玄幻类）。

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名单

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老生》

年度小说家：徐则臣《耶路撒冷》

年度诗人:沈苇《沈苇诗选》

年度文学评论家：李洁非《文学微观察》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年度网络作家：柳下挥《火爆天王》（都市情感类）、

赵熙之《古代贵圈》（军事历史类）

邵珠《战鼎》（玄幻类）

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写作让我随心所欲异想天开

【授奖词】

贾平凹的写作厚重辽远，体量庞大，他苦心孤诣的乡土帝国，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回声，深具世界影响。他以一己之力，尽显乡土写作的超拔之志，既古朴，又现代。他出版于二〇一四年度的《老生》，百年中国，以四个故事述之，让一个唱师穿行其中，几个时代的变迁，国族与个人的命运，在精细的白描中，令人伤怀、惊惧。回望历史，呈现的是现实的肉身从哪里走来，即便叙事上低语徘徊，也终究难掩贾平凹文观世宇的精神气概。

【获奖感言】

十年前我以《秦腔》获得这个奖，秦腔是秦人之声，高亢激越，要吼着唱的。果然，连续写了《高兴》、《古堡》、《带灯》，这都是这个奖首先给的力量。十年后的今天，以《老生》再获这个奖，老生仍然是戏剧中的角色，他的行腔多了沧桑，我也是个老汉了。

我在《带灯》后记里说过这样的话：过了六十就不愿过生日了，觉得太丢人，怎么就六十了呢？所以，在接到获这个奖的通知那天，我一是很高兴，二是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确实有不少人问过我：你怎么还老写呀？我说：那你让我干啥呀？农民这一季把庄稼收了，就又忙着种下一季，这是工作也是生活。何况，吃饭有吃厌烦过吗？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清静下来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当年没有进城，没有爱好上写作，那我现在是什么形状呢？可能我还在农村，已经四世同堂，我就什么活都不干了，儿孙们也不让我干了，坐在太阳坡上晒暖暖，喝酒抽烟，嘟囔着儿孙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向老婆发脾气。可能家境不好，到城里打工，又没技术又没力气。给某个建筑工地看护大门，常受些指责和谩骂。因此我感谢上苍让我从事了写作，它适宜于我，给我一种生存方式，能随心所欲，异想而天开，简单又快乐。

人世间起源于爱，因为每个人都生自父母的做爱。写作完全是一种兴趣，兴趣改变了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命运。我们是为兴趣而写作的一群人，当写作了多少年后，写作却有了责任，这如同我们是因美味而吃饭的，吃进肚了就要消化就要排泄，就要再想方设法去寻找美味。这如同男欢女爱就有了孩子。

既然从事了写作，既然生活于这个大时代，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不同于洋人也不同于前人的文学品种，我们就得在大时代里伸展枝叶，扩张根系，摄取阳光，摄取水分，摄取一切营养，让我们的树长粗长高。

年度小说家徐则臣：写作曾让我有大水没顶之感

【授奖词】

徐则臣的小说敏锐、精密、质感丰盈。他对现实的观察，热诚而冷静，对存在秩序的崩解，心怀忧愤却运笔沉实。他出版于二〇一四年度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人物不断地走向世界，又不断地返回故乡，在出走与回归的描绘、诠释和辩证中，徐则臣逼视了一代人深层的心事，也由此挺立起了一种倔强的生存意志。他是一个隐秘的理想主义者，决意为日益涣散但还未彻底绝望的人类精神作证，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稀缺的叙事伦理并使之持续回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耶路撒冷。”

【获奖感言】

七年后再次站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领奖台上，我有双倍的喜悦，也有双倍的惶恐。七年前获的是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那时候我刚30岁，面对这样一个大奖的喜悦毋庸置疑，面对这样一个大奖的惶恐也不必讳言。那时候，站在这里我说：我要一直做文学的新人。不是要标榜自己的年轻，也不曾妄想从文学中寻到永葆青春的驻颜之术，我只是在提醒自己：只要还是一个读书人，只要还在继续写作，必须保持乃至生发出更多的对于文学的崭新的激情，以一个新人的心态和姿态时刻从零开始，从我自己写作的尽头处开始，从经典和前辈的路的尽头处开始。毫无疑问，这很难，我为此惶恐；我把这个艰巨的提醒再次带到这里，为此我双倍的惶恐。

事实上，我以为一个敬业的写作者就应该在这两种相反的情绪里辗转煎熬。写作固然是一个人的战斗，他人爱莫能助，但及时、适当的鼓励和肯定，哪怕质疑和批评，我以为也是必需的，来自一个浩大世界的呼应，可以让作家走出更远的路。我很荣幸，在写作的不同阶段两次得到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眷顾。如果说喜悦更多是源于外部，那么，惶恐基本上是一个人的事。它来自于一个写作者对自身、对世界，对由此产生的文学的判断和实践：你在深入对自我的认知，你在拓展对世界、对文学的理解，并努力在新的起点和向度上展开你的个人表达。你有疑问，你去尝试解决问题——一个作家如此，一代作家如此，一代代作家如此，文学得以缓慢地发展。

尤其对长篇小说这一成熟的文体而言，每一步进展，每一寸疆域的开拓都举步维艰。但路的尽头必定有路，因为我们对自身和艺术的疑问与不满足永不会休止。七年前，我在提醒自己一直做个文学的新人的时候，开始准备一部长篇小说。我希望在这部小说里能够贯穿一种“新人”精神。我想尽可能彻底地清理三十多年来的生活经验，把我对与我相关的人与事、时代与文学的看法尽力忠直、有效地表达出来。这些经验肯定与我同龄的一代人息息相关，所以我把一代人放到显微镜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强调一代人并非意味着要局限于这一代人，我无意为他人代言，更不会矫情和豪迈到要为一代人申辩。只是看到了、想到了、体认到了，不虚美，不隐恶，写出来；疑问、焦虑、思索、发现和想象，写出来。我希望写出一部“有我”、“有我们”的“新人”的小说。

但看清自我何其艰难，看清一代人更加艰难，边边角角的问题堆积如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有种即将大水没顶的感觉。“写什么”尚未完全解决，“怎么写”接踵而至。或者说，两者一直如影随形，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只是在我觉得习见的长篇小说模式对这一代人的经验表达可能力有不逮时，结构和形式问题才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

近十年来，对建立在传奇性基础上的故事整一性的传统长篇小说模式，我一直心存疑虑。那些小说中，因果井然，故事有着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有着无懈可击的强硬的逻辑链条；在那些小说中，小说家们用故事提供给我们的线性逻辑去解释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必然的开端、必然的发展、必然的高潮，以及必然的结局。世界有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可以让一切自圆其说的结构。果真如此吗？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门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那么，这更为广博的世界与内心如何及物地进入小说？

我确信，如果长篇小说要与我们身处的时代产生可资信赖的张力，那么这一文体必定会在形式上呈现出某种同构性。就像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有小说一样，也许身处唐宋元明之间的古人，无法决然地断言诗往词的变化、词往曲的渐进，但当微观文学史成长为宏观文学史，文体的变化便一目了然。具体到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其自身的渐变也同样可以找到佐证。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城头变换的不仅仅是各种“主义”的大旗，还有与这些主义相匹配的长篇小说的文体。在巴尔扎克时代，你能想象会出现《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同样，在卡夫卡的时代，以他天才的头脑，恐怕也难以接受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和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可以成为时代的经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以我所感知到的、区别于习以为常的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无力为它的科学与合理负责，我只忠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太阳底下无新事，任何结构形式和写法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天外飞仙，但它如果真能让读者心生一丝疑异，且认为它与我们的世道人心未尝不有所契合，甚而认可了它的确做出了一点意欲拓宽小说边界的努力，那我持守至今的“新人”的惶恐，也算得到了一些安慰。

而今天，这安慰如此巨大，它得到了我敬重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初审和终审评委们的肯定。这部耗时六年的小说就是《耶路撒冷》。我要真诚地感谢各位评委老师，感谢主办方《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同时我也要感谢《耶路撒冷》这部小说，它为我赢得了第二个小金人。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别致的奖杯，我非常喜欢。七年前我说，即使只为了得到这个小金人，我也要把小说写好；今天，我依然愿意把这句话再重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