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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这个时代不太喜欢复杂的东西


来源:南方都市报

8月出现在上海的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在人群中区分度很高。艾斯特哈兹·彼得(以下简称“艾”):那本小说是我90年代初的时候写的,最初是打算是以“父亲的秘密日记”的形式作为《天堂和谐》中的一部分。

8月出现在上海的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在人群中区分度很高。高个,银色蓬松的卷发,小圆眼镜背后的眼神常常带着点讥诮。或许是他的家族血统使然,他的长相总让人想到欧洲古典肖像画上的人物,这位现年65岁的作家的确背负着显赫的家族历史。

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家族历史中,走出过匈牙利的大臣、将军或总司令,走出过数位州长、主教或大主教。彼得的祖母是位法国公主,祖父莫利茨伯爵曾在“一战”末期出任匈牙利总理。“其实我们家是二战之前就家道中落了,我出生在1950年,当时已经是个平民的孩子。所以没有继承任何城堡、庄园,但是倒是继承了很多故事。”艾斯特哈兹·彼得告诉南都记者,这样的故事成千上万,比如他的祖父做匈牙利总理的时候,怎么和德国皇帝吵架。“在这样的家里生长,你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历史中扎根下去。”

2000年出版的家族小说《天堂的和谐》使他成为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也曾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自己的父亲———一位二战后削去爵位的瓜农的命运放到了国家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来讲述。但就在《天堂的和谐》出版前几个月,匈牙利政府冷战时期档案解密,匈牙利安全部门数以千计的“线人”在“黑材料”中现身,这些线人名单中,有艾斯特哈兹·彼得不熟悉的父亲。在极度震惊中,艾斯特哈兹·彼得写了第二部家族小说《修订版本》。“第一部书里父亲的从容和自尊,是以第二部书里的卑躬苟活为代价的。”艾斯特哈兹·彼得说,人被历史碾碎了,在东欧有无数这样的故事。

历史在艾斯特哈兹·彼得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重负,这位酷爱足球的前数学家,自认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读者签名时,他还会童心未泯地在自己匈牙利名字后面画上一朵可爱小花。他说,如果不转行写作,自己只会是一个普通水平的数学家,没准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学家。“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还不错,能欣赏到数学之美,但我觉得还缺乏一个创造性的关系。”

和很多匈牙利作家一样,艾斯特哈兹·彼得如今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德国柏林,用母语匈牙利语写作。这次到上海,他用德语发言,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是用的德语。他几次发言前都声明:“我的写作语言是匈牙利语,德语仅限于日常交流。”这种情况下,采访中的误读或许不可避免,不过作家很释然:“一个欧洲人到亚洲来,他以为理解了什么,但这种理解很可能是误解。”艾斯特哈兹·彼得说,无论认识人、认识城市还是认识国家,误解都是无法避免的,“读者也可以误解,这种误解也是一种认识。”

南都:《一个女人》是你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作品,能不能谈谈创作那本小说时的情况?

艾斯特哈兹·彼得(以下简称“艾”):那本小说是我90年代初的时候写的,最初是打算是以“父亲的秘密日记”的形式作为《天堂和谐》中的一部分。我当时知道父亲有段时间做过秘密工作,但我一度以为这“秘密工作”是他在外面有了外遇。后来就做了一点改动,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部书出版了。我其实是想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性爱上有多奇幻的历险,说是97种情况,但97个还是1个并不重要,我并不是指某一个男人或某一个女人,而是想说两个肉身紧密结合这事件本身是多么重大,是多么富有戏剧性。

南都:小说《赫拉巴尔之书》你说是向赫拉巴尔致敬之书,你对赫拉巴尔的真实情感是怎样的?

艾:在匈牙利,赫拉巴尔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受到的欢迎程度能和匈牙利本土作家相媲美。这点是很罕见,外国作家可以很尊敬,很欣赏,但终归会有距离感,赫拉巴尔在读者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我和赫拉巴尔来自的地区基本相同,赫拉巴尔描述的经历我很熟悉,我也很熟悉他的生平经历和作品。每个人的生平当中吸取的东西,创造的东西当然不一样了。赫拉巴尔是那样,我是另外一种。他有两个特点,一种是自我解嘲的意识,另外一点是大部分东欧人都缺乏的———赫拉巴尔也缺乏的,就是对自我的反省。虽然我本人的生平和经历和赫拉巴尔很不一样,但我的确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在匈牙利有个谚语,说两个人相像就像两个鸡蛋一样,我和赫拉巴尔也是两个鸡蛋,和另外两百个鸡蛋也不一样。

南都:能具体说说你提到的“自我反省”是什么意思?

艾: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周围的环境使你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缺乏自我同情。比如说很倒霉或者运气很差,真正倒霉比如说你踩到一堆狗屎,这是偶然性事件。但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并不是倒霉的事情,更多是悲剧,甚至不只是悲剧,有可能是喜剧。

南都:你说的让人想到人们对东欧文学常常有的印象,那就是“含泪的微笑”。

艾:欢乐和悲伤是两个面,这两个面很近,在我的书里,读者可能一开始会笑,后来想想,不对,可能要哭。对读者而言,这种方式可能不是特别让人愉悦,因为单纯地笑或者哭比较简单。

情绪很差的赫拉巴尔

南都:1986年夏天你看到过赫拉巴尔,还记得具体的情景吗?

艾:可以说非常糟糕。当时赫拉巴尔已经是一个很老、很愤怒、情绪很差的老人,当时我们在布拉格金虎酒吧里面,我和我太太还有几个朋友一起见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孤独。虽然他在书里写过很多在酒吧里和人们聊天的这种生活,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很孤独,而且他脸上的表情让你不敢坐在他身边。当时一个捷克的朋友安排我们见面,他过去问他,他说我没时间和人见面。我转身就打算走了,但在我们走之前,他又站起来和我们说,五点之后我们没准可以在另外一个酒馆见面。然后五点我们就到了那个酒馆,里面人特别多,我们就喝酒,要不就是沉默,喝酒,沉默,并没有过多的交谈。

在捷克的酒馆里面喝啤酒,是那种大扎的啤酒,喝光了侍者会自己过来给你加上,我们大概喝了三到四轮之后,情况好一点。我写过《赫拉巴尔之书》嘛,就把捷克文写的草稿给他,想让他读一读,他说没带眼镜。然后我们就接着喝啤酒,过了一会儿他又拿出眼镜,问我手稿在哪里。手稿那段写的是赫拉巴尔和上帝的一段交谈,读完以后,他拍着我的大腿说还不错。

南都:你写赫拉巴尔是因为当时特别喜欢吗?

艾:主要是从他那里学到自我解嘲,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我在书里也让作家的妻子讲了很多话,赫拉巴尔有一本书里,也是他的妻子讲了很多话。赫拉巴尔不是纯粹他本人,是作家本身,但我这本书的确是想献给他,这本书是关于上帝,关于萨克斯风,不是关于赫拉巴尔的书。

《天堂和谐》最出色

南都:中国读者读到你的作品只有《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因为目前只有这两个有中译本,你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是什么?

艾:当然所有的作品我都看重了,但我觉得《天堂和谐》还是展现我的才能方面最出色的吧。没过几年又出了修订版本,两者对照读或者有某种美学张力吧!我还写过一本关于我母亲的小册子,也很适合推荐给中国读者。《赫拉巴尔之书》毕竟故事背景是中欧,翻译成日文、中文、韩文这些外语,中间文化的东西可能会丢失,但是写母亲这本,跨越国境跨越文化,读者情感上可能会有一个共鸣。

南都:《天堂的和谐》和修订本的写作本身是个特别戏剧性的经过,时至今天你怎么看这本书的写作?

艾:这两本书的写作中我自己也是有改变的,这本书写出之后,读者对20世纪的这段历史也会有自己的理解。写作本身是思考的过程,写完你会理解这个事情,或者是明白为什么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当我创造《天堂的和谐》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写完之后,档案大量解密,我去档案馆查资料,我当时想了解针对我自身有没有侦查活动,最后发现关于我只有零星的小报告,但是我父亲自己倒是写了大量的报告。1956年匈牙利发生了十月事件,但是革命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氛围都是严厉的。在1957年初,我父亲在监狱里呆了两天,这两天里具体遭遇了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有刑讯,之后他就答应了和有关秘密部门合作写报告。2011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读到了这些报告,很震惊,之后利用这些报告,写了另一本小说。

南都:震惊?你情感上怎么看父母经过的这段历史?

艾:当时发现之后非常震惊,震惊到甚至哭了。震惊的是,我原来根本不了解我的父亲,包括他和谁在一起。一开始是不理解,甚至鄙视、愤怒。慢慢阅读这些秘密报告,我发现这是一个何其孤独的男人,慢慢看到一个人就像一把椅子轰然倒地。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一方面是他背叛了自己,甚至是自己崇尚的价值。但是在报告中我发现他又传达给我了这些价值。到最后,我对父亲的爱又重新回来了,我很高兴他是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可怜的、失败的、孤独的男人。我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法看到他的孤独,我也没法帮助他。

师承乔伊斯

南都:你被人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你自己喜欢乔伊斯吗?

艾:我很喜欢他。它就是一个标签而已,你也可以说我是匈牙利的托马斯·曼。但如果说我本人的师承或者是榜样的话,的确是乔伊斯,特别是他语言的那种实验性,我自己也在语言上做实验,但也要看具体作品。我有时候也用传统的方式写,但很遗憾,没成功,写出来总是不太对。我原来有一本书叫《简单生活》,但写着写着就不简单了。19世纪的小说非常漂亮,意境也非常好,但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这种平静的、相对舒缓的写作是困难的,对此不是作家负责任,而是读者,因为读者本人的生活意境不是这样的,读者本人的生活不平静。当周围的生活都不平静的时候,作家本人是很难平静的。

南都:在中国,不少作家有一种焦虑,总觉得时代变化太快,担心自己写不出反映这个时代面貌的东西,你在写作中关心什么问题,焦虑什么问题?

艾:我很理解这种担心,但文学本身是一种比较缓慢的形式。长篇小说一般都是写从前的事,不是当下的事,展示这方面长篇小说也更理想。19世纪作家来讲,巴尔扎克或者司汤达大概写的是1850年或者1830年的事情,大概是这样一种节奏。写作而言,需要一个视角或者一个距离,才能更好把握这个事件。可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件是我们现在的视角所决定的。

写作本身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太喜欢这种复杂的东西,我本人是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幅画、一部小说不复杂,它就不是一件好东西。伟大的作家,他也许写的是个很简单的东西,但背后隐藏的常常是一个复杂甚至巨大的主题。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会说我很忙,我没时间,我就读点简单的东西就好了,我自己是希望参与到这种复杂的写作中去。

[责任编辑:杨海亮]

标签:艾斯特哈兹·彼得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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