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刘小枫：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我们不免担心，在北大主事人的心目中或至少下意识中，是否多少认为只有英文的大学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因此觉得北大未来的法定语言也应该改为英文，所以，北大进入21世纪的最重大战略发展举措，就是应该先办燕京英文学堂作为先导。但，这是一个北大校长应有的理念和抱负吗？如果这样，中国的北京大学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只能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决主张，北大校长的担当自然是“中文北大”的担当！也和我们一样坚决主张：任何人如果没有“中文北大“的担当，反而怀抱“英文北大”的担当，那就没有资格担任北大校长。我们希望，北大主事人与我们一样坚信：北大对中国的担当，北大对自身的担当，就是要以一个中国人的中文大学身份“和人家平起平坐”！北大的法定语言当然永远是中文，不管今后北大国际化的程度多高，所有进入北大的学生，不管来自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都必须听说读写北大人的母语，中国人的母语――中文！

但如果这样，北大还有任何理由要办一个英文燕京学堂吗？

六．“中国学”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

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预料，在校内外一片反对声中，北大的“租界学堂计划”必将被迫步步后退，最后名存实亡。后退的第一步是“租界”被迫退出静园。百分之九十北大学生强烈反对占领静园，这对校方是巨大压力，众怒难犯，退出静园乃必然之事；后退的第二步是被迫降低“租界学生”豪华奖学金，以免教育极端不公平之抨击；后退的第三步是很可能不得不延长“租界学堂”学制，这关乎北大学术尊严。后退的第四步是，北大校方将被迫对北大教授们承认，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计划，更不是重大学术发展计划，本来，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怎么可能承担学术之重？后退的第五步是，北大主事人今后再不能说，这个非学术硕士项目是“北大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战略举措”，毕竟这本来就荒谬。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五步后退之后，所谓“燕京计划”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更多成了北大主事人的“鸡肋”。为了面子，迁到勺园等处勉强开办也只能是北大非学术的“继续教育项目”之一而已。但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北大原来宣布的要以哈佛教授薪酬标准全球招聘20到40个所谓“中国的英文中国学家”，是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允许的――为一个非学术一年制硕士项目特聘几十个最高薪酬教授，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是对学术的极大嘲弄，是对北大现有教授们的公然糟践。

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还需要依赖西方进口吗？在“中国学”领域，难道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要求，全球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人都必须首先中文过关，能够用中文与中国学者交流，否则他们有什么资格做“中国学家”？北大不坚持中文作为中国研究的基本要求，反而搞什么“英文中国学”，这不是自我糟蹋自我作践吗？全球招聘“中国学家”要求英文而不是中文作为基本资格，岂不是最野蛮地践踏基本学术规范和准则吗？如果不是被“英文崇拜”鬼迷了心窍，怎么可能有中国研究也必须用英文发表才算“一流”的荒谬潜规则？怎么可能有必须先到西方去招聘“中国学家”的预设？怎么可能有“西方的中国学家“一定比中国学者高明所以要高薪聘请的道理？“中国学家”难道不应该首先在中国招聘？以我们的了解，北大和其他985大学近年培养的中国文史方面的博士很多都非常出色，尤其在功底扎实方面远超西方大学培养的同类博士，为什么不优先考虑中国自己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因为“英文霸权”，有什么理由？

与理工科不同，在所谓“中国学”领域，中国与西方只有差异，不存在差距，根本不存在中国学界需要赶超“世界一流”这回事！在中国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平等交流早已非常频繁，北大的做法恰恰以薪酬不平等方式强行把学术平等关系变成学术不平等关系，毫无根据地想象西方学界一定高于中国学界，这根本是对今日学术大势极端无知的表现。事实上，在中国研究领域，除了特殊情况，北大和985大学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聘请西方中国研究和汉学领域的学人，在这方面，西方学界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除非你认为英文就是优势。在中国研究方面，辛德勇教授现在广为人知的名言(“哈佛有一个教授算一个，我们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许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中国学者的普遍共识。老实说，在中国研究领域，西方学界除了少数确实优秀的学者以外，多数学者的特点也就是英文娴熟，很多不过是转述或转译中国学问的常识而已。而众所周知，在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更是充满文化政治各种意识形态偏见。至于那些满篇套用各种新潮理论术语的西方论文和著作，通常恰恰是最差的而且很多不过是垃圾，新术语新理论更多是用来掩饰学术训练不足，功底薄弱和思想空洞的门面而已。只有那些自己没有学问的人才会对这些垃圾顶礼膜拜。

中国大学要“结束留学运动”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第一个应该而且已经可以结束留学的领域，第一个不需要再从西方进口的领域，自然就是“中国学”了。北大如果在“中国学”方面都没有自信可以不再依赖西方进口，反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这个领域仍然需要年年进口，永远进口，那么，试问，北大还有什么希望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自己永远不如人家的心态去追求一流大学，一万年以后也仍然只可能是三流大学。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则帖子是：“当某些学生放弃港大选择北大的时候，某些北大领导正致力于把北大变成港大”。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写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们担心，北大主事人的北大改造目标，不是要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北大，甚至也不是把北大办成中国的哈佛，而是将把北大变成“北港大”或三流英文分校。

七．“中国学者”时代

2003年北大改革时我们曾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十年过去，2014年正好是胡适发表“非留学篇”一百年，我们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不但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了。让我们以十年前的期盼继续呼唤“中国学者时代”的来临：

“伟大的大学必有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而必然植根于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强烈要求自主独立的精神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起源毫无疑问地植根于九十年前胡适那一代留学生刻骨铭心的感受：“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中国现代大学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全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这是对一个伟大文明能够独立自主并获精神重生的正大光明的自我期许。认同这种独立自主性和精神文化自我期许的人，必立足于伟大的中国语言文字，必期待未来将是“中国学者“的时代。优秀的年轻代“中国学者”当有这样的自信：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2014年7月23日大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