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全能神”：地方教会的诞生

2014年5月28日，“全能神”组织成员在招远麦当劳对无辜女子施以狠手，到这时为止，他们和基督徒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点了。 GETTY 供图

刘怡

5月28日发生在山东招远的故意杀人案使公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了“全能神”这一邪教组织。

日前，各大媒体对我国政府明确认定的14个邪教组织作出盘点，其中“呼喊派”、“被立王”等团体与制造招远血案的“全能神”存在一定关联。2012年前后，这些打着基督教幌子的邪教团体曾以“世界末日预言”为契机，进行有一定规模的宣传活动，并被政府文件和媒体所披露；此次血案则显示，“全能神”等邪教在我国部分地区仍具备相当蛊惑能力，针对其破坏活动乃至思想和社会根源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追根溯源，无论“全能神”还是“呼喊派”都非横空出世，甚至也不像直观证据显示的那样，在1980年代才开始萌芽滋生。它们的组织结构和某些行为特征，最早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的华人自立教会，但这些特征在时代更迁中发生了畸变，最终成为今日制造血案的邪教。

地方教会的诞生

19世纪中叶，伴随不平等条约载入的“传教自由”条款付诸落实，中国在经历雍正、乾隆年间近百年的禁教浪潮之后，重新迎来了基督教传播的复兴。在此过程中，曾在欧洲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天主教与新教斗争，也在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发展中时有浮现。

一般而言，天主教在华北、西北地区势力较大，“广收徒众，以多为能……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丁日昌：《抚吴奏稿》），不仅插手官民纷争，甚至在土地兼并中扮演角色。新教传教士因数量较少，往往定居于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发起规模较小的团契，以开办学校、培养神学人才等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福音。

这种不捐细流式的传播发展到20世纪初，已有两三代人之久，在闽粤一带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基督教家庭。在此过程中，华人新教徒的主体意识日趋强烈，开始萌生自办地方团契、甚至自建教团的主张。倪述祖的经历便是一个例证：他于1903年出生于汕头一个三代公理会信徒家庭，祖父倪玉成曾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母亲林和平在上海中西女塾与宋霭龄同班。倪述祖于1916年入读福州圣公会三一书院，四年后在天安堂受知名女布道家余慈度影响，决心皈依，并取为神之巡夜人的寓意，为自己改名为“柝声”（柝是旧时巡夜人敲的梆子）。

对倪柝声传播福音的余慈度，曾在上海创办江湾圣经学校，受到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无教派自由布道运动的影响。针对中国基督徒分属不同教派或团体、把大量时间花在相互争斗以及争取政府大员支持上的现实，自由布道者倡导面向大众的亲身公开传教，取消形式上的组织和牧师、平信徒之分，以街头传道、祷告聚会、讲演等形式完成光大福音的使命。倪柝声虽未加入余慈度的团体，但显然认同这种理念。1921年前后，他与“江贞”号炮舰大副王载在福州白牙潭拜访隐居的无教派英籍女修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接受了后者“顺着圣灵而行”的观念。一年后，倪柝声、王载等七人在福州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脱离旧有宗派公会（本质上属外来者）的本土基督教会—福州教会。王载后前往东南亚各国布道，成为中国本土教会向海外输出福音之始。

留在国内的倪柝声于1927年迁居上海，一面撰写神学著作，一面领导江浙信徒兴办地方教会（Local Church）。这一时期，在他感召下出现的地方教会集中于江苏北部、浙江和福建沿海，信徒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外，还包括普通工人和农民。到1952年为止，在倪柝声领导下或受他感召的地方教会多达700余处，信徒超过7万人。1948年，上海地方教会利用信徒捐献的资金，在南阳路建成可容纳3000人的大型聚会所（今静安体育馆），耗资黄金2100两。同一时期，在青岛和香港亦出现了地方教会兴修的聚会所，每次聚会的规模可达上千人之多。

有争议的“耶路撒冷模式”

1948年前后，地方教会在活动模式上出现了重大变化。伴随信众数量的增长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倪柝声认为必须以更有力的管理体制引导地方教会的活动，在政治动荡时期继续光大本土基督教。为此，他决定在信徒集中城市的地方教会设立“使徒”这一位阶，作为一般事务人员的管理者，并把宣讲福音等核心工作交由使徒来主导，称为“耶路撒冷教会模式”。

不仅如此，地方教会还宣扬在每个单一区域只能有一个教会组织，属于其他宗派的教会应逐步取消。这样一来，大城市地方教会实际上成为分区中央教会，使徒则成为核心领导层。为强化使徒的领导作用，倪柝声认为有必要培养长老、执事等普通神职人员对使徒的服从，他在《教会的事务》中公开表示：“长老的设立，是在乎使徒；长老的废除，权柄也在乎使徒……因为他们之所以有，乃是使徒叫他们有的。”地方教会还发起“交出来”运动，要求信徒将个人财产甚至自建团体本身交由使徒掌握，在福州等地引发信众和长老的分裂。1948-1949年，地方教会在鼓岭举办两期同工训练班，即是为了培养使徒。

不管倪柝声变更管理体制的初衷如何，1948年之后“耶路撒冷模式”的建立，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教会内部权力集中化、领导人中心化、上下级服从绝对化的趋势。如果去掉其中的宗教成分，与19世纪末的俄国激进政治团体有诸多共性，这也是其他华人自立教会对倪氏诟病最多的地方。倪柝声更不会想到，他在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发展出的这套模式，随后会被其重要助手和同工李常受带到台湾、北美，并在30年后回流到中国大陆。到那时，“耶路撒冷模式”中的宗教成分已经被进一步弱化，权力色彩却愈发强化了。

李常受其人

与出身福州名门的倪柝声相比，小他两岁的李常受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基督徒的一些共性特征：第四代农民信徒，幼时家境贫寒，在教会学校受过初等教育，其后主要靠阅读和自学领会教义。1932年，倪柝声前往自立教会运动在华北的主要发起地山东省活动，与正在烟台英国洋行供职的李常受结识，后者被倪柝声的学说和事迹吸引，开始参加地方教会聚会。同一年，李常受在烟台创建了华北第一个地方教会，很快发展为全国第二大地方教会组织。抗战爆发后，李常受留在华北沦陷区继续活动，他在烟台招募了800位全职布道人员，专事宣传地方教会的理念和事功，足迹竟远达绥远和伪满洲国，并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紧张。

在1949年之前，如果说倪柝声是全国地方教会的思想导师和东南地区领导人，那么李常受就是华北地区的实际组织者。抗战期间在日占区活动的经验使他格外重视布道的秘密性和隐蔽性，并认识到相对于目标集中、容易引发关注的城市聚会，在农村吸收信徒前景更加可期。李常受的早年经历使他易于理解农民的思维习惯，和倪柝声依靠专著吸引知识分子信徒的做法不同，地方教会在华北的活动依靠的是村社聚会和口对口传道的方式，思想性、系统性不足，但感召力毫不逊色。1942-1947年，倪柝声因为参与其弟倪怀祖（中国生化制药厂创始人）的商业经营，一度被上海地方会同工所谴责、暂时离职，这一时期李常受代替他主持恢复东南地区地方教会，展现出不俗的组织能力。正是出于对李氏个人才干的信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倪柝声派李常受前往台湾继续发展地方教会。此后由李常受在中国大陆以外继续发展的地方教会，也称“召会”或“恢复派”。

抵达台湾之后，李常受对1948年“耶路撒冷模式”和早年在华北传教的经验做了进一步强化。为了在短期内吸收更多信众，召会把由大陆迁台的各宗派基督徒一同视为发展对象，在台北仁爱路会所举行聚会，强调以信徒的主观感受和经历作为福音的载体，并大力鼓动台湾中南部乡村青年入会。到21世纪初，全台湾的地方召会总数达120余处，信徒约12万人，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1960年代以后，为促进思想上的统一，李常受又倡导并致力于希伯来文圣经原本的中译（即所谓“恢复本”），至20世纪末方告完成。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改到以台湾和北美为活动中心后不久，李常受就认识到：地方召会高度集权的“耶路撒冷模式”、它对服从领导的强调乃至对福音书的疏解与西方新教主流完全不合，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地方召会多次发生分裂，争论的焦点正是李常受本人地位的合法性以及他对基督教原典的“发挥”是否属于异端，这种尖锐斗争实际上完全断绝了召会运动成为“去东方化”的、世界意义上的基督教宗派的可能性。有鉴于此，1978年中国大陆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召会立即开始了回流，重新返回到中国大陆，与“三自”以及其他本土基督教宗派争夺信众。“呼喊派”、“被立王”等组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