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冰心奖”创办人：是尽社会义务 不要政府一分钱

葛翠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30年生于河北，著有童话集《野葡萄》、《进过天堂的孩子》、《最丑的美男儿》、《比孙子还年轻的爷爷》、《会唱歌的画像》、《鸟孩儿》、《翻跟头的小木偶》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现任“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从夏天就开始往葛翠琳的家里拨电话，一直到冬天才见上面。她家地处北京一片繁华的商务区，小区里不少业主把房子出租给了不同的公司。公司一多，总有人来敲门，有的是推销的，也有的人来应聘走错了房间。“我很不容易，84了，站起来走到门口去开门，刚坐下又敲了。”葛翠琳不得不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注明这里是私人住宅，谢绝推销和应聘。“接电话也是，我要站起来再走到电话那儿，就得响第四声了。不敢走快，怕摔了。” 新京报记者姜妍

身不由己

不敢约人，怕自己“晕乎”

葛翠琳已经有十多年不大出门参加活动了，也不在家里接待什么客人。“现在身体情况不稳定，人老了身不由己。”她有低血压的毛病，有时候高压才80，“那我就不敢动了，只能躺着，看点儿书、看点儿稿子。”高压到90的时候，她才敢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原因让葛翠琳不敢轻易约人到家里来，她怕人家来了，自己晕晕乎乎没法动弹。有一次儿童文学评论家李东华约好了要来家里，结果到了中午葛翠琳发现自己血压又是很低，只好打电话取消了见面。“所以一般我都不约人，你这打了好几次电话了，我老是不答应对不住你。”

天气好外加身体也好的时候，葛翠琳会下楼走走。出门前她都会量一下血压，高压不够90她就不出去。也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膝盖就不能弯了，她就得停下来缓一缓。她曾经发过两次急性心梗被送到医院抢救，心脏里放了4个支架，最后一次支架放不进去了，上了两次手术台也做不了手术，就得靠吃药维持。“吃药也麻烦，阿司匹林吃着，但鼻子有时候会流血，所以就是对付。”对于身体的各种毛病，葛翠琳有个自己的比喻，她说就像破自行车推着推着就不转了，因为很多零件不行了。“牙也不行了，吃东西当然就差了，消化营养也差了，这都是自然的。冬天了，树叶都落了，就得顺其自然。”

面前的茶几上摆了一些饼干和点心，这些就是葛翠琳每日的早餐，她怕麻烦别人，早上喝碗奶吃块点心就算完成了。“老人的事挺累人的，我现在做不了多少事，只要不累赘别人就不错了，尽量自己料理。”“你们年轻人比老年人困难，得上班得拼搏得竞争。”临走的时候，她往我和摄影的口袋里各塞了两大把糖。

■ 岁月回声

“给孩子们写书一定要认真努力，多花心血，童年时代读过的书，会影响人的一生。”

“我就写了几个中长篇，比如《翻跟头的小木偶》，小木偶是让人操纵着，让它表演什么就得表演什么，不能由自己做主。小木偶所有的活动，都是因为幕后有一只手。就像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他的笑，他的哭，他的慷慨激昂，都是因为幕后有一只手在操纵，没有真正表现他自己的想法。”录自新京报2008年11月18日葛翠琳访谈

心系创作

身体好的时候都写作，羡慕人家“那一桶铅笔”

从1949年开始，葛翠琳就给孩子们写作，写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对她来说没什么节假日，只要身体好的时候，她上午都会写作。“一般上午不打电话，写的东西会打断了，下午有时候打打电话。”

大部分的上午时光，葛翠琳都会工作一个多小时。她就坐在落地窗边的那把椅子上，透过二楼的玻璃窗，能够看到小区里的树。她身边的小桌子上有一个笔筒，里面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她现在喜欢用铅笔写字，写出来的字清晰，写错了还可以擦掉。但是铅笔写着写着就粗了，她就得事先削好一大把，一天把所有铅笔都用一次，第二天写稿前再都削一遍。“我过去到中宣部开会，他们的会议桌上有一桶削好了的铅笔，削得特别尖，写出来的字特别清楚，那次开会我用了好几根。我不羡慕人家配车和待遇，我就羡慕他们那一桶铅笔。”

提携新人

冰心奖“不要政府一分钱，都是尽社会义务”

下午是她看稿子的时间，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花了大量时间看冰心奖的投稿。

从创办到现在，冰心奖已经来到了第24个年头。“现在写儿童文学的作者，大多数都获过这个奖。”冰心奖每年出版4本获奖作品集，新作奖、作文奖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每本书大约收录30个人的获奖作品，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就这样一批批成长起来。“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弱势，自己想出书发表文章有困难，这样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获奖后可能会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他们就有机会从事为孩子写作的工作了。你给他一次机会，他就更努力。”葛翠琳谈起社会上还有冰心散文奖、冰心青少年作文大赛这类的奖项，“他们收费，有的家长告到我们这儿，其实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一分钱不收。这个奖本来培养的就是经济能力比较弱的边远省份贫苦地区的创作者，比如民办教师。收费还要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从不收费，一收费性质就变了。”

冰心奖的费用，是从出版社给的编辑费里出的。现在葛翠琳的家几乎成了办公室。客厅进门处的空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图书，都是和冰心奖有关的。“我们不要政府一分钱，都是尽社会义务。”

冰心奖占了葛翠琳一半的精力，最关键的工作是最后的核对，她得确保每年评出来的作品是新作。“现在重复出版很多，必须要多年的积累，熟悉哪个作者写过什么作品，出过什么书。”这个最后的核对工作，只能葛翠琳完成。“现在大家都很忙，能帮你审篇稿子就不错了，再让人家去核对，那不可能。”

2003年，冰心奖儿童图书馆在平谷成立，这样，每年的参评作品、获奖作品就有了去处。每年葛翠琳都会送给图书馆十几万码洋的图书，图书馆里还有过去的奖杯、奖牌、照片，有冰心、雷洁琼、吴作人的题字。“这样每年参加评奖的图书就不至于失散了，过几年要是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在这里可以看到系统的保存。”图书馆建好后，葛翠琳去过很多次，但是这几年她没再去了，因为晕车得厉害。今年已经有七八万码洋的书运到了图书馆，余下的堆在葛翠琳家的客厅里。评奖结束全部运往冰心奖图书馆。

好学不倦

八旬老人各种书都看

今年，葛翠琳刚刚出了一套全集，一共18本，接下来的第19本正准备要出，都是今年写的新作品。“现在给孩子写作品，肯定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一样了。孩子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广，社会变化非常快，孩子们需要新知识，新的思维方法。”有次小孙子在玩电子游戏，葛翠琳对他说“回头让你爸爸教教你。”“得了吧，我爸会的那些还是我教的呢。”小孙子的回答把葛翠琳逗笑了。虽然已经年过80，葛翠琳还是坚持看书更新知识，知识性的、自然科学的、低幼的、历史的、文学的，各种各样的书她都看。“反正学不完的，知识得不断更新。”

“给孩子写东西也难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第一句吸引不住他，他就走神了。”虽然不好写，但是葛翠琳对写给孩子的书依然有很高的要求，她说现在有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十几万字的内容，能分成5本书出版。这书价和一本可就不一样了。还有书中的错别字让葛翠琳也不满意，比如蜇螫印错。螫人和海蜇是不同的字。“幼儿，你给他一个错字，他记住了很难忘。所以评奖的时候，如果有错字、病句是不行的，不管印得多精美。”

葛翠琳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平凡又普通，她会一直说“我平平淡淡的，到我这儿来采访，浪费你很多时间，没有多少可以帮你的。”

我们翻看葛翠琳刚出版的那套全集，前勒口上印着她年轻时的照片，很美。“1949年，李乐光同志跟我说‘你以后就为孩子们写书吧’，因为那时候我在报纸上发一些散文小诗。他说‘过40年回头看看有多少成绩’。那时候我才19岁，梳着小辫，我说‘40年太远了！’那时候我觉得遥远极了。现在转回头一看，60多年过去了。这60年没做别的，就是为孩子们写书。写了多年，到现在，还在写。”

C12版-C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姜妍摄影/实习生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