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之父拍饿死人的年头：村子依旧贫瘠(图)

想起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

2012年12月4日晚，在广州中山大学东校区，吴文光带着他的团队举办“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及纪录片创作”工作坊。

这个“民间记忆计划”在一个月中接连举办了四次，从西安、大连、广州到深圳。每个工作坊，吴文光都面对一些青涩的90后大学生，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子，拍摄，记录。他们的反应大多跟三年前开始接触到这项计划的年轻人一样，一脸茫然，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村子？那些历史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记录它们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

为什么？当这个社会高速向前发展，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回去？这种疑问，不只来源于年轻人，还有村民，甚至是他的家人。

告诉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们怎么做，告诉自己要做什么。这对吴文光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陌生的领域带来了双重感受，计划伊始，他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兴奋，同时，最难受的地方也正来自于这种不熟悉和陌生，他也常常手足无措，感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感到自己愚蠢、荒谬。吴文光决定一边与年轻人一起走，一边思考他们将走向何方，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伴随者。

无论是兴奋还是沮丧，需要与自己作战。“身体位置在哪里，世界观就在哪里。”吴文光很清楚，他的方法就是回到自己的村子。

第一年，他和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该拍什么，用什么素材；第二年，年轻人再次返乡，他们意识到历史越细节越真实，于是想到了统计三年饥饿的死亡人数；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思考，何不为这些逝去的一代人建一座墓碑？

“行动在先，记录跟随，创作在后，无论是文字、影像还是剧场，都是记录之后，重心是我们回去做什么。”吴文光说。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时间表的计划，不知何时结束、何时中断，但让吴文光欣喜的是，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在慢慢改变，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并开始改变失语的村庄。“现在假使我跟这个事情彻底没关系了，他们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轴心力量，将带动更多人在行动。”跟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吴文光感到了力量。年轻人不世故，用单纯的方式做事，当然年轻也有年轻的问题，他也难免“严厉到六亲不认”，但他总是克制自己说少一些，能不说最好不说，多些容忍，他期待着集体自我滋生出的力量会对问题做出改变和调整。

年轻人回乡了，吴文光自己也回到了云南富民县款庄，1974年，18岁的他在这里作为知青插队。他在这里待了4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离开了村子。

在一篇名为“返回村子”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很高兴自己也在返回的路上。终于，我不再只是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对‘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坐而论道。”

“我一个50年代生人，和在这条路上绝大多数80年代生人，相隔三十年上下的两代人，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没有‘代沟’一起走。这条路是‘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

“我眼前出现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有力量。”

　　村子是否依然饥饿？

在村子里，吴文光想到了小平，“25岁了，除了遥远的一次单相思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小平的全名是邹雪平，罗兵的大学同学，是第一批加入“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08年，在中国美院读书的她选修了吴文光的课，对纪录片产生了兴趣，第二年，她来到吴文光的工作室“草场地工作站”创作毕业作品《娘》，毕业后正式留在草场地驻站。

2009年冬天，邹雪平拿着摄像机，回到了老家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寻找关于饥饿的历史。

老人的诉说，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震撼，也产生很多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会记不得那些饿死了的孩子的名字，是因为选择性地遗忘，还是因为痛苦？

那个冬天，她拍下了《饥饿的村庄》，讲述了她的奶奶临近死亡时的煎熬和挣扎，和那些经历过饥饿历史的老人。

2011年冬天，邹雪平再次回到村里，拍摄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她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也试图在寻找另一个答案：五十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曾经迫不及待离开的村庄，在这些年轻人的回归和探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

“我以为自己对这个村子很熟悉。”出生、成长在罗家屋的罗兵，在寻找老人的故事时，对村庄越来越陌生。“第一次回去之后就傻掉了。老人们都不认识我了，我不断地往外走，老人也不断地老。”罗兵说。

村庄也不是罗兵记忆中的样子，现实是千疮百孔，村子里面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有四十多个光棍，留下的人伐树、挖沙，孩子们连玩的地方都没有，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

在镜头中，罗兵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有一天，他在村路上边走边拍，对面有个村民在田埂上放羊，眼睛一直看着路的另一边，罗兵问他看到了什么，那人说那边起火了。此时，罗兵离起火的房子五百米远，他便掉转镜头去拍，十多秒过后，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灭火的人。

放映这部片子时，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灭火，罗兵猛然发现，镜头拍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一直认为自己生于此长于此，是村子的一部分，灭火的镜头却让他发现自己其实和村庄没有关系，“隔岸观火”。

2011年，罗兵尝试参与村里修路。村里一直想修路，但没人真的关心，罗兵决定他来做，同时希望让更多人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从身边开始改变。

邹雪平看到了村里公共生活的缺乏。村子没有一个公共场所可供娱乐。老人们成天呆在家里，也没人说话。她记得小时候，每年收小麦，家家户户都会一起干活，特别有动力，老人们都是扎堆的。而如今的村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老人们都不出门了，村里人似乎只关心挣钱、盖房子、互相攀比。“我们邹家村，五代都是一个老祖宗，都有亲缘关系。可能再过几十年村子就没了，说起来挺可怕的。”

去年返乡，邹雪平把老人们请到家中，给他们看《饥饿的村子》，并开始统计逝者的名单，想为他们在村里建立墓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村里很多老人都挺支持，愿意为此捐钱，但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却很冷淡，并不觉得这事与自己有关联。连她的弟弟也无法理解她，总指责她做这些事既不赚钱，又不能维持生活。

她的父母一开始也很反对，邹雪平一次次地返村，请老人们来家里看片子，给父母看她的作品，最终慢慢打动了父母。立碑时，父亲捐了500元。

2012年3月15日，1.6米高、7厘米厚的墓碑竖立起来，碑文写着：“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按照村里习俗，碑修好，老人们一起放了鞭炮，烧了纸。

这一年冬天，邹雪平受到另一位年轻人章梦奇的启发，在村子做演出，24岁的章梦奇，在北京学习舞蹈，她回到老家湖北随州钓鱼台村，拍摄了《自画像：47公里》，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2012年冬天回村，她把采访饥饿而创作的舞蹈带给村民，包括接受和帮助她采访的老人。

邹雪平把老人讲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放在一个筛子里面，每一种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