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之父拍饿死人的年头：村子依旧贫瘠(图)

章梦奇采访了老人之后，创作了舞蹈，并将舞蹈带回村子里表演。

《《回忆：饥饿》剧照，文慧根据年轻人寻找的“饥饿”记忆，创作了这个舞蹈。

返回村庄

任定其的故事被罗兵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这部纪录片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一部分。吴文光让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用镜头对准村庄和村里的老人，围绕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寻找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那些被人遗忘的乡村细节就像一口深井，埋藏着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种种真相。

近三十年来，吴文光一直用介入中国现实的记录形式，观察中国转型阶段纷繁的现实。

1990年，吴文光将摄像机对准他身边的“流浪艺术家”，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这部纪录片被认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纪录片，吴文光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

1998年，他和助手跟随河南的一个以“走江湖卖艺”方式的大棚演出团走过北京郊县、河北、天津、山西等地，近距离并微观地记录下一种“江湖生活”。吴文光对纪录片《江湖》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拍摄“自传”，自己就是大棚演出团中的人、身置中国现实处境中的人，“这一切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历险、坎坷、友谊、背叛，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里面的。”另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在其中他的工作“对大棚人没有任何帮助”。

纪录片的无力感深深困扰着吴文光，他问自己，“我们怎么能拿着摄像机去拍摄底层，然后成了‘来自黑暗深处的人’，在心理上洋洋自得？”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培训计划项目”找到吴文光，希望他拍摄一部关于村民自治的纪录片。吴文光为此策划了“村民影像计划”，10个村民来参与拍纪录片，100个村民来拍照片。来自全国18个省和直辖市的51个村子的100个村民得到赠送的照相机，而10个农民，拿起了自己生命中第一台摄像机，他们当中岁数最年轻的是24岁，最大的是59岁，8个为男性，2位女性，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记录身边的故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在他们的镜头中，村民作者深深卷入到村子的日常生活中，冬天、夏天、打架、闲聊、纠纷、家长里短，纪录片在极为现实的层面上呈现着现代农村的生活细节。也有人拍摄河水的污染、环境的冲突，将片子作为维权证据申诉，摄像机成为村民自我赋权的有力武器。对于这些镜头，没有人会挑剔技术问题，甚至天然、质朴、粗糙的技术都显现了村民影像的真实性。

“村民作者”的出现，给了吴文光启发那种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打开自己生活的勇气，是他无法做到的。他发现，村民的生活本身影响着他们拍摄的本身，而形式、意义等等他所熟知的艺术话语对于他来说，可以完全被丢弃。在一些电影观摩会上，吴文光坦言，村民的天然和生活的丰富性完全弥补了所谓的技术。他说：“村民的技巧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村民影像计划”的基础上，2010年，吴文光开启了“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当年轻人不断地卷入村子，在老人们破碎的记忆和点滴的细节中，在失语的乡村与冷漠的村民中，他们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寻找到了重建公共生活的可能。

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共有64人进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是来自17个省、110个村子的698位老人，从55岁到97岁，全部是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50年前的饥饿经历，包括罗兵拍摄的老人任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