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何与鲁迅失之交臂：互相批评 性格及观念相悖

2011年08月03日 11:20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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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连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风度、长者胸怀。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创造社而了无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以自作辨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没有不能忘却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深重、体质每况愈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间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