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何与鲁迅失之交臂：互相批评 性格及观念相悖

2011年08月03日 11:20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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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去不去广州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又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后来，鲁迅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内山完造如是说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的态度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

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