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就是弱肉强食？

从7月开始，段苒一直忙于“永远的达尔文”巡回展映。这位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工作人员，负责这个全球项目中国区的活动。她联系专家，组织活动，奔波于重庆、上海、东莞、北京等地，小姑娘觉得挺累。

但更吃力的在于，段苒本是文科生，对达尔文只是久仰大名，刻板印象还停留在中学课本上的“物竞天择”。她承认，自己曾经认为“物竞天择”的内涵就是“弱肉强食”。

并不是只有段苒有这种想法。在巡展的纪录片放映厅外，记者随机询问了5名前来观看达尔文生平纪录片的学生，除了一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大三学生外，其余都略带犹豫地赞同“物竞天择说白了就是弱肉强食”的观点。

这正是引发周忠和感慨的重要原因。经常在野外和化石打交道的周忠和，从自己的专业角度阐释了他眼中的“物竞天择”:“达尔文的原文是自然选择，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竞争。”

“自然选择有时候就是碰运气。”在周忠和看来，足够强大的恐龙因环境的剧烈变化而灭绝，相对弱小的哺乳动物才有机会得以逐渐繁盛。

除此之外，弱肉强食也无法解释生物多样性。在对大巴克兰德草甸的考察中，达尔文发现了142个物种，在达尔文居住的达温庄园附近，白垩油田和堤岸环绕，在那儿，每平方米都生存着超过40个物种。

达尔文认为，如果每个物种都能发挥其自身特性，那么每平方米就能存活更多生命。一个用于佐证的简单例子是，植物根部的长度不同，它们就能吸收同一块土地下不同深度的营养。

事实上，最初达尔文也是对物种持等级观念。直到对一种极为常见的生物进行深入观察后，他摒弃了这一想法。

从1846年开始，他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专注于对藤壶的研究。这种甲壳纲动物的捕食动作如张开羽翼般轻盈优美，由于每年只制造一次卵子，藤壶的雄性生殖器是身体的数倍长，能精准地跨越4~5个藤壶的距离进行交配。

达尔文震惊于简单生物背后的复杂性。在早期发表的对藤壶的研究报告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必须抛弃那些高等动物或低等动物的念头”，因为“那些‘低等动物’往往非常复杂，它们为适应环境所作出的努力简直令人着迷”。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有关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细节，往往隐匿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背后。《天演论》实际上是严复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借赫胥黎和达尔文之口，宣扬斯宾塞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毛泽东有可能也误读了达尔文

“如果真的要说达尔文的学说能和某个社会学理论相呼应，我觉得那更像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卫·科恩教授这样解释达尔文对生物多样性的分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即为“论分工”。这个“现代经济学之父”用整个章节论述了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的观点。“一开始，人们又制造弓箭，又狩猎，后来，身强力壮的人负责狩猎，技术更好的人则专门制造弓箭。”科恩补充道，“这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厂体系，纺纱、织布，各司其职。”

可惜在公众的印象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永远躲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这其中的误读者恐怕也包括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