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回应王汎森：台湾没忘记胡适

2012年05月14日 11:0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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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胡适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胡适回忆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蔡元培还为之写序，褒奖备至。不过，蔡元培跟胡适之间还是有争论的，如蔡元培写《石头记》索隐，胡适写文章批评过，因为胡适对《红楼梦》是另外一套看法。双方这样子激烈争辩，还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们的气量很大。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文科的教授，两人虽不是同一辈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

时代周报：胡适晚年从美国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台湾学术的推动有何意义？

王汎森：胡适来台湾有几点重要意义。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在台湾学界的影响。第二，胡适把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带到台湾，在当时的台湾未必能有制衡政治的权力，却是成了一股潜流的，留下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是会随时发生作用的。当时台湾许多民主人士与他有来往，他支持组织在野党，但是他说：不要叫反对党，反对党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学术。我在胡适墓前讲话也有提到，他讲：“学术是一个国家无形的财富”，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简要，要能真心这样想并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贯之。胡适在北大当校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一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可是因为情势急转，没有机会实践。后来他回“中研院”当院长，1958年，他就把这个方案写成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因这个纲领而成立了“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他当主席，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梅贻琦当副主席，后来又改成“国科会”。“国科会”对台湾几十年的学术影响非常大，有一个稳定的研究经费，不计产出的现实利益支持学术。

胡适来到台湾以后，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导师。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十几岁的时候很苦闷，整天唉声叹气。后来他读《胡适文存》，此书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条路。胡适在台湾，对“中研院”的左邻右舍非常好，他去参加小学毕业典礼，跟里长打交道。在西方，大学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学生一向都是敌对的。剑桥、牛津如此，我念书的普林斯顿大学跟当地的关系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适做院长的时候，和他们处得很好，没有贵贱观念，所以胡适去世后，灵车经过南港地区时，家家户户都主动摆设香案悼祭。

“‘总统’你错了”

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胡适对蒋介石有很多批评。1929年当国民党训政体制初建之时，胡适曾批判蒋介石是“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对蒋介石在紧急的关头都是支持的。当然像胡适这种人，对近代的军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悦诚服的。蒋当年花很多力气在拉他，包括要让他选‘总统’，即使后来这个事没有成，但我想，胡适心里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无惊讶的是有些学者去看蒋的日记，发现蒋对胡适是非常不满意的。蒋认为一生有两次受人严重羞辱，一次是宁汉分裂的时候，在武汉被鲍罗廷当众羞辱，一次就是胡适回来当“中研院”院长的时候，在蒋介石致词之后说：“‘总统’你错了。”他心中始终觉得胡适总是不能跟他一条心。蒋介石日记中还有一条说：赵元任更像纯学者，好像责备胡适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类。胡适出名很早，当年孙中山在广州时代出书，还要请胡适批评，希望得到胡适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评介。胡适还给他提了个意见，说孙中山讲“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是错的。孙中山马上要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表示那个论点不过是中山先生“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得大名的时候，蒋还没发迹，在胡适心目中，对孙当然是比较尊敬，对蒋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视之。

时代周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当面跟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到底有什么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馆举行。蒋介石当天到场致词，讲了很久，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及自由主义，在褒扬中有挖苦之词。胡适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并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坐大是十几年后的事，与“五四”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在场的人相当紧张。据当天在场的人告诉我，蒋本来有要站起来离去之意，陈诚这时拉了他一下，蒋当场没说什么，但是直到蒋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后来看帮胡适做事的杨树人写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因为熬夜很厉害，那时候刚长途飞行回来，客人又多，没有好好休息，讲话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气，据杨说胡适当天晚宴时曾小声说“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彷徨

时代周报：傅斯年有“傅大炮”之称，当年以抨击政坛上腐败的权贵闻名，他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有什么彷徨与抉择？

王汎森：我最近读《夏鼐日记》，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说，原来傅斯年在宣统三年考过清华留美，当时人认为能考清华然后出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说他当时的兴趣是要读武备学校，所以他没有认真考。《夏鼐日记》中说：当时清华监督周自齐是傅斯年的父执，清华的一位国文教员也是他的父执，两个人都想帮他考上，故考国文时，周亲来观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让周看到，事后那位国文教员问其作文的开端数语，傅亦以他文随意应答搪塞之。最后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后并未录取。当时傅斯年本来就觉得天下这么糟，有志当个军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发狂言：将来如果中国强了，从苏伊士运河到那里全部要归到中国领土。结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讲：“除非你作大将军。”那是喝醉酒以后的狂语，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关心现实，有志从军。他后来说过：他因为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在书房里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学问，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结果弄得屋里屋外冲进冲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远，两边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觉得学术很重要，对学术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学术标准自命的人。有一个例子是他反对天文所聘用李国鼎当研究员，当时天文所认为剑桥大学出身的李国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进来就想让他当正研究员。傅斯年说：以他的学历跟他发表的东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员聘，后来李国鼎没来了。如果李国鼎来了，就没有后来的台湾经济之父李国鼎。从这个例子看来，傅斯年是个学术标准很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