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人的离婚故事：时代变迁婚姻法成自由路障？

2011年10月11日 08: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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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锦制造80年代离婚“第一大案”

法律虽然作出修改，但在现实生活中，舆论和观念却没有那么容易做出让步。提起1980年《婚姻法》，“遇罗锦离婚案”是一个绕不开的“大案要案”。遇罗锦1946年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罗克，“文革”初期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遭逮捕，于1970年3月被处死刑。时隔十年，遇罗锦为了婚姻自由向社会观念发起挑战，人们不禁把她的大胆直率跟她哥哥联系起来。当时又恰逢新《婚姻法》颁布实施，法律与情感、传统伦理与思想解放，交织在一起，引发大震动和大讨论。

当年，遇罗克被捕后，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也把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此后十几年她历尽磨难。迫于生活，她先和黑龙江一个农民结婚，4年后离婚，回到北京谋生。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

第二次婚姻仍然不是出于遇罗锦的本心。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但遇罗锦和她死去的哥哥还没有获得平反，出身对她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很大影响。正是因为与这位北京工人结婚，遇罗锦的户口才得以从东北农村调回北京。结婚后，蔡钟培利用个人关系跑了很多单位，争取为妻子的哥哥遇罗克恢复名誉。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罗克也得到平反。遇罗锦得以重返玩具厂上班，继续搞儿童玩具设计。劫难终于过去，按照常人的观点，遇罗锦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她却在这时要闹离婚。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不错的，但我们惟独缺乏精神生活。我和他什么都谈不了，在他面前只能做个哑巴。”

遇罗锦也知道，“若提出离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没良心’、‘忘恩负义’、‘陈世美’！”结果不出所料，丈夫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社会舆论也多站在蔡钟培这一边，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但遇罗锦毫不退缩，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剖白心路历程。

遇罗锦在题记上写道：“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这是一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遇罗锦把她的不幸归结于“文革”和极左思潮，哀伤的笔调引来无数同情，文章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负责判决此案的审判员党春源同情遇罗锦的遭遇，在正式判决还没有下达的时候，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报纸争相转载。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护——“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15天后，遇罗锦离婚案即根据新法规定做出判决，这大概是新《婚姻法》通过后的第一桩离婚案。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刊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

1981年，遇罗锦的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差点就被作协评为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结果因为作品和作者的“道德问题”落选。那一年的获奖者是黄宗英，在获奖者座谈会上，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且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蔡钟培认为一审判决不公平，继续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这个新的判决实际结果没有任何不同，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法庭还对上一任审判员党春源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没有深入探求，草率结案，还违反了判决书不许提前公布的规章制度。

遇罗锦离婚后与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吴范军相识并结婚，但她长期不能逃脱舆论的批判。1983年，曾经翻译《冬天的童话》的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她到德国访问，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一直没有回来。因为丈夫不肯迁居德国，她的第三次婚姻也终结了。1993年，47岁的遇罗锦和德国人海曼结了婚，她说自己过得安宁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