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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式”思想家杜威与现代中国教育复兴

2011年08月05日 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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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忠: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杜威全集》中没有确切出处,但是这种表述应该无太大的出入。因为杜威本人就认为“要把一切理论、学说首先当成假设,然后拿到实践中去验证”,一切都是假设,都有可能被证伪、修正。胡适说“大胆的假设”乍一看不是杜威说的,但其实是对“假设精神”的一种反应,离他老师的主义不太远。

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吴子桐:“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是杜威教育哲学中两个重要的警语。1894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创立了名闻遐迩的实验小学,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勾画教育的各项理论。这类实验学校的情况如何?而在中国,杜威的学生陶行知也践行杜威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众多实验学校,他与杜威有何异同?

安乐哲:在夏威夷我们有一个一样的实验学校,它的办学宗旨和杜威的哲学一样,要从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如果做饭你要用数学测量,要弄清面粉是怎么来的、化学成分是什么等等,就是一个实验。杜威有一个看法,你要改变社会,就要从小孩子入手做起。

孙友忠:陶行知和杜威是在大不相同的社会环境里推行教育改革。陶行知面对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积贫积弱、文盲充斥的中华农业社会;杜威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各自所处的环境、要解决的问题、对象和目标都大不一样。杜威的教育哲学,是通过教育民主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民主化,他认为这是一体的。而陶行知所关心的是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提高识字率,培养知行合一的新人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当然在具体教学原则上,陶行知继承并发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如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都与杜威的教育哲学一脉相承。

吴子桐:杜威批判传统教育忽略了学习者原有的能力,以外在的、含有压制性的习惯取代学生内在而自然的禀赋,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也多集中于此。不过,杜威在主张教育是经验的生长与重组时并没有完全忽略经验发展的指导原则,也并不完全赞同进步教育的过分放任政策。两位认为应如何平衡教育的这两个要素?

安乐哲:“education”有两个字源,一个是“educare”,一个是“educere”,分别指代两种不同的教育。“educare”是老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在西方我们不够尊敬这种办法,现在儿童背书这类东西,在外国看来是浪费时间、不够有创造性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训练,是基础性的。“educere”是老师和学生彼此学习,是讨论、扩大知识,是创造。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可能过分注重“educare”,而对“educere”的关注不够的话,西方则是过分重视“educere”。杜威是既要基本的训练,也要创造的那部分。现在教育的情况是,我们都不如杜威要给我们的那种教育制度好。

孙友忠:我同意安乐哲教授的看法。在放任与控制两种教育原则之间,杜威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以求得平衡。一般都批评他偏重于放任,实际上他不是。在美国,当时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传统教育背景的,不重视学生天性的发扬。因此杜威更多谈的是尊重儿童的天性、想象力,他还认为教育应该释放学生的潜能,教育是对学生自由发展的协助,而不是控制。所以,他希望走一个平衡的道路。他用了一个词——“引导”,他认为教育应该引导学生,不是控制和灌输。教师的作用就是营造环境,给学生提供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内在的反应,并为他们的求索指引道路。

教育有三种“引导”功能:其一是道德教育,教育要赋予每个人一种促进普遍利益的志趣,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发现增进他人利益正是实现自己的快乐的途径,这其实就是道德教育。所不同的是,杜威反对通过灌输来进行道德教育,而是通过让学生参与到由全体师生组成的一个合作的学习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中,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流自然地培育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兴旺的合作与分享精神。

教育的第二种“引导”功能就是公民教育,要培养学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重建的积极公民。杜威尤为关注的是教育不应把学生培养成现存社会秩序的被动的适应者,而应使他们成为迎接社会挑战的问题解决者,成为塑造和引导社会变化的新生力量。

最后,教育是思辨教育,要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就必须优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学会思考,具备明智的判断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学生悬置判断的习性、怀疑主义的习性、关注证据的习性,以及诉诸观察而非感情用事、讨论而非偏见、探究而非想当然的习性。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具备了这样的思辨能力,学生不仅能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而且能成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杜威有整套对科学态度的定义,他认为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吴子桐:美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如何?有哪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的地方?又有哪些别国应引以为鉴之处?就中国的教育现实来讲,杜威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何在?

安乐哲:有很多人批评杜威,认为他要过分地控制教育过程,什么都遵从小孩子的看法。这其实不是杜威的真实想法,有很多人是误会了杜威的教育目标。可是如果说美国在教育方面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我个人认为和杜威有很密切的关系。

孙友忠:我到美国一些大学去听课,反思中国大学的运作模式,和安乐哲教授说的差不多。杜威对教育的具体操作层面谈的不多,他会说一些教育的理念、原则。他曾说:“一个好的教育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发展的热望,这方面必须是有效的;再一个是给学生实现这些热望、潜能的工具。”

安乐哲:有些人说杜威公开的演讲,跟他在教室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他到外面讲的时候很清楚,有系统的理论;可在教室里的时候,他是在黑板上写字、勾画,跑来跑去,他要给研究生展现如何思考一个问题,不是已经思考完了给他们,而是给他们看思考的过程。

孙友忠:当然,在更高的意义上,今天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建立与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求知欲,保护学生的想象力,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给学生以工具——思辨的方法,使他们探究社会问题,并最终成长为推动和引导社会进步的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与建设者。这或许应该是杜威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又一个启迪。

[责任编辑:马靖雯] 标签:杜威教育思想 安乐哲 学术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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