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式”思想家杜威与现代中国教育复兴

2011年08月05日 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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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杜威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1919年杜威访华时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安乐哲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真正的权威，他的《先贤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一书我很认真地拜读过，我认为他对于杜威和孔夫子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中国人读起来杜威都那么亲切，不管是那个时代的胡适还是现代的我，看杜威的东西比西方其他的哲学家亲切。因为我感觉，杜威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确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神通、神会之处。比如安乐哲指出的，杜威和孔夫子都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反对原子主义。第二个，他们都重视教育，塑造、培养心智，修养人格，改造社会。还有，我个人理解，他们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改良主义，都不主张革命，提倡通过教育改造人、改造文化，来最终改良社会。还可以说，他们都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人本主义，最终都有一种世界人类大同的理想。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相似点是，他们社会改造的策略是从个人开始的，从儒家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杜威其实不空谈民主，不空谈社会改造，他的民主是从身边开始的，三权分立、大选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日常生活中，人与人是否真正遵循民主的价值，是不是在日常交往中增进民主和共同体的价值。

安乐哲：如果说他们的区别，杜威是修身但不是齐家而是齐社群，然后是治国平天下。他缺了儒学对“家”的要求。我们的道德概念、道德理论一直往普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所以家庭是密切关系，而不是普世的，如果谈道德，家庭是例外，我们谈的是社会的。杜威也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的人，可是他批评中国，他觉得在中国，家庭制度过于重要了。在这方面他是个标准的西方哲学家。我是十几年前第一次和孙友忠教授有来往，那时我就发现儒学和实验主义有共鸣的地方，那时我就在想，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彼此相信、彼此依靠，那21世纪就会很好，如果这两个大国无法达到这个层次的话，那问题就太多了。我一直想如果有同样的词汇，我们应该主张一个儒学和实验主义的对话，同时，10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杜威研究方面著作的出版。

吴子桐：1919年“五四”前夜，杜威携家人到中国讲学，逗留两年零两个月之久，见证了五四运动等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杜威的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中指出：“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他有何影响？杜威来华对当时的中国学界和社会又有怎样的冲击？

安乐哲：中国那时候是个非常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场。留在中国那么久，在这样革命性的时代，对杜威影响非常大。他的思想和中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让中国人做他们自己，他要让他的学生——比如胡适等人，在中国实现他的实验主义。他在外国的杂志一直谈中国的变革，这可能加强了他自己的实验主义思想，加强了他最基本的概念。

孙友忠：杜威写过很多介绍中国的文章，他对美国受众不断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它的面前，我们都是过客。中国是一个几乎占据整个大陆的国家，他对中国充满敬意和同情，认为对中国最好的策略，是给这个国家时间，要有耐心，让中国人自己慢慢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中国文明慢慢一步步地转化。

说到杜威对中国影响，胡适在1921年的《东方杂志》上这样描述杜威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杜威的政治与社会哲学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两个主义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胡适始终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改良主义的影响也是很深入的，对毛泽东这批人都很有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而不是“有血革命”，可见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是很深的。此外，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对“五四”这代知识分子也影响深远。胡适在与李大钊的论战中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有很明显的杜威思想印记。杜威到湖南讲座，毛泽东是跟着听的，毛泽东在湖南开书店，杜威的书和讲义全在他的推荐目录里。有中外学者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可以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实践论》中看到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这使他超越了本本主义。这些学者认为，杜威的思想对毛泽东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具有重大作用。

吴子桐：杜威的学生胡适在回国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验主义进行化约式的概括，对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极大作用。但这种简单化也遭到吴宓、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的批判；梁漱溟也在与美国汉学家艾恺对谈时对杜威的思想颇多赞许，但认为胡适没有真正理解杜威思想的精义，对杜威学说的阐释是粗浅的。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杜威思想在中国和美国的传播过程中是否存在误读？

安乐哲：如果按照杜威实验主义基本的原则来讲，到中国后要本土化，改变是一定的，是否误读是另外一回事。在20世纪西方哲学处于革命时代，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讲法。海德格尔是批评性的，没有自己的回答。而与他相比，杜威有自己的丰富的思考方法、社会方法等。其实，美国学生对他的了解也非常浅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