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王茂荫如何走进马克思的视野？
郭沫若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发表后，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崔敬伯、侯外庐、王思华、张明仁、王璜、吴晗等都参加了讨论。那么，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位中国人都未必知道的王茂荫呢？
谭彼岸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推断将王茂荫带出国门的可能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
巴拉第于1839年参加俄国组织的第12届教会布道团，1840年到北京，留居北京十多年，期间正是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发行官票宝钞，再议钞法的时期。
巴拉第搜集清廷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然后交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了一本《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以下简称“集刊”），于1857年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又将《集刊》前三卷选译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以下简称“著述”）。马克思应该就是根据该书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
这个结论，已经离事实真相很近。
1989年，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长期研究早期中俄关系史的蔡鸿生，找到了俄文版《集刊》，并发表论文，使王茂荫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这个历史问题，更为清晰：
马克思所根据的《著述》，并不是《集刊》全译本，而是选译本。叶夫拉姆皮在其编译的《关于钞法的会奏》中提到了王茂荫。该文发表于《集刊》第3辑。在德文版中则被编入第1卷去了。巴拉第只是编者而不是写作者。至此，“是谁将王茂荫介绍到西欧去”的问题，水落石出。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安徽歙县人。道光进士，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他身居高位廉洁自守，是以敢言有卓见著称的名臣。他在财政和货币的思想主张，是比较超前的，因而引起博学的马克思的重视。不过，他虽然被咸丰下旨“严行申饬”，却并没受到“笞刑”，只是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从此结束了为大清打理财政事务的生涯。
4 ●原来许多都是中大人
有趣的是，苦苦找寻王茂荫的几个主要学者，都与中山大学有关。
陈启修，四川中江人。于1907年赴日留学。1926年4月任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是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筹委会特聘委员之一。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于1914年赴日留学。1926年3月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是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之一，且受筹委会之托，订定中山大学校歌。郭沫若与陈启修在中大期间发起成立四川革命同志会，并主编会刊《鹃血》。
谭彼岸，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教授，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孙中山家世以及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等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蔡鸿生，在陈启修翻译出版《资本论》时还没有出世；郭沫若倡议研究王茂荫、谭彼岸积极响应时，他还在孩提时代。但对前辈留下的学术问题，他“青出于蓝胜于蓝”，最终解开了历史之谜。
我曾想，陈启修、郭沫若、谭彼岸、蔡鸿生这些曾为王茂荫的历史问题绞尽脑汁的学者，如果聚首在今日中山大学，坐在康乐园如盖的榕树下，一边饮茶，一边切磋，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
